請用更大同理心看去與留的弟兄姊妹
我幾個月前已寫了一篇關於去與留的文章,大致是在作對他人的決定作任何批評時,必須明白這決定對任何人而言都是十分複雜的問題,在不明白個別實況請盡量不要作太多假設及論斷。可惜,今天我聽了一篇令我心裡很不安又心痛的道, 我對道中的原則沒有大異議,但對講道者一些現實判斷及這道對現時受傷的人再次傷害, 實在令我心痛。我不是想回應誰,只想說說我個人的感受, 讓可能因此受傷的肢體得著一點安慰,最少知道這教會存在另一聲音。
首先,不要把離開者標韱成不願意付出者,不愛香港等。相反,在我所認識已離開,將離開及我極力勸他們離開者中,很多是在過去一段時間明知要付代價,但仍願意發聲的一群教牧。 他們不像一些過去隱形,今天就出來叫人付代價的人。 一些沒有入監獄危機者(因為他們從來都是站在安全區)現在卻大大聲責備過去願意付代價的人,我覺得這樣說很涼薄。在我個人經歷中, 細心聆聽很多離港牧者的故事,我為他們流淚,他們離開是放下很多, 帶著矛盾,被逼離開。有些家庭不是像講道中的描述找個籍口移民英澳英加台, 而是被迫簽宣誓而又不想說謊,又有被篤灰的老師,又有憂慮孩子被冼腦而被迫辭去剛上位的好工,舉家逃難。
其實我與講道者的立場是一致的,說是不要輕言離去,去與留也要思考召命。但不同的是我對離去者的看法是不一樣,很多(當然不是全部)不是自私的離開,更多是被逼離去。 另外,我反對叫人學潘霍華預備寫監獄書信,首先,預備受苦是召命的一部份,但坐監本身不會是召命(我估潘的召命也不是坐監吧)。我記得前一段時間聽過一位德高望重的神父,提醒我們不要預備作殉道,因為如被揀選作殉道者自然有此信心。同時,我估這半年是香港讀得最多獄中書信的,當中有書(陳健民教授)也有很多由大量被捕者而寫的書信,更有法庭自辯書,還不夠多嗎?說很多人不願付代價似乎與事實有點不乎。另外,聖經提醒我們要有受苦的預備是真實的(腓立比書正是其中一個主題,但絕非叫人攞苦來受),所以我同意我們要操練信心,學習承擔一定風險。但是,預備受苦與攞苦來受是不同的。同時受苦本身不是召命,而是召命的一部份,意思是,若你有召命的話,我們要有受苦的預備,但仍要權衡輕重,不要冒不必要的風險,特別是過去曾盡忠發聲的,我覺得應該離開的心安理得(當然離去的也不要對留下的說風涼話,我們是清楚留下的風險的)。
最後,我亦不同意說離開者「必定」不能繼續實踐使命這個斷言。這個判斷令我想起保羅,他的所謂宣教旅程是預早計劃的嗎?他沒有逃走嗎?聖經中逃命故事多?還是由頭到尾都發生在流奶與蜜之地?耶穌的故事是靠誰傳開,聖經學者告訴我們就是靠一些流散的猶太人 Diaspora,誰是流散的猶太人?就是被打壓而四散的猶太人。 我們不要為聖靈代言,神仍然掌管,包括留與被逼離開者。說離開者必然不能繼續使命,我感覺是個人偏見多於出自聖經。當然,離開者所面對的困難是很多,亦不一定能實踐使命,但作為主的僕人,我們應該為他們代禱甚或牧養他們(近日開始的網上教學亦有此目的),而不是斷言他們不能(可能是出於想他們留下的動機)。我覺得作牧者,鼓勵弟兄姊妹委身事奉是好的,但先要明白實況,更要多點同理心,也不要把自己的意願放進聖經,用恐嚇的方式來使人留下,這不是召命了。在愛裡沒有恐懼,為何要用恐懼使人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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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先生,太樂觀了。六桶冷水會令人清醒?不,我都說過幾個類似的觀點,結果惹來什麼?泛民打手連登招呼呀。因人廢言,乃方塊字文化。見你可以棒打再有利益之時,那些賤貨一定會不留情面的拿著你的文章說「剩係識潑冷水」、「咁叻你做過咩?」來招呼你。有些說話都是自己私下說好了。香港人要死,就由得他們尋死好了。
#流亡就是無能
#不是我說的
#我quote練生quote㗎咋
#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
#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
//今天和大家談香港社會運動的海外翼。當本土翼遇到前所未有的壓阻力之後,不少香港人寄望海外翼有所作為。一些響叮噹的社運骨幹透過各種途徑離開香港到海外立足,這些人物帶着不少港人祝福飄洋過海到異域,矢志做外國政府和民間的游說和解說工作,也盡力在香港人社群裏發揮影響力,壯大各方對香港民主自治運動的支持。游說似乎真有用。近月歐美政府的一些作為,包括對若干「鎮壓有功」的中港黨政幹部制裁、為香港人提供「救生艇」、犧牲若干自身經濟利益同香港攬炒等等,反映了國際線上的汗馬功勞。不過,我認為香港人看了先別高興,倒應該也很快看到,儘管各國有所行動,但中港軸心政權並沒有絲毫退縮,反而加倍鎮壓、氣勢如虹。
如果這個全景象令人有點泄氣,那麽我還可以給大家澆幾桶涼水清醒清醒。
一、人權說帖不是符咒
首先要明白,國際游說有個限度,而這個限度,在一些最賣力、最同情香港人的國家裏,已經幾乎觸碰到了,往後難再有甚麽突破;也就是說,游說已經到了經濟學說的收益遞減區,事倍功半無可免。游說存在極限,因為事實上各國是為了你香港人在捱義氣──看到你的人權受壓,引發了他們的同情心,對中港軸心政權作出制裁,但制裁對他們而言是有經濟和其他各方面代價的;他們要對自己的國民負責,包括在經濟方面負責,不可能無限度付代價替你打人權仗。這不能怪人家。
說到底,你若要民主要自治要光復,主要還得靠你自己付出,人家不可能代你去搞這個那個革命,國際政治的餐牌上,沒有這一道免費午餐。辛亥國民革命成功推翻清帝國,關鍵恐怕不是英法日俄等國的道義制裁罷?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在旁支持,最後還是十三州殖民地的建國者拿了槍炮把英國人的十倍兵力打垮了。中共打敗國民黨,有蘇俄的强大支持,但關鍵還是他們的三大法寶特別是最後階段的那張王牌解放軍。三十年的香港民主運動從政權那裏爭取不到絲毫讓步,說明了一個事實:面對的原來是專制極權,香港人的付出因而遠遠不足;現在大家清楚了,光是磨損幾雙鞋底磨不出民主雙普選,哪怕是幾百萬人都經年纍月在那裏磨。
那麽,2019年的勇武又如何?不少手足流血了,還死了幾個人,於是有人罵政權麻木不仁──怎麽你特府黑警可以那麽無動於衷?換作是民主國家政府早倒台了!誠然。問題是大家面對的是專制極權;過去二十多年北人搞韜晦,所以大家錯覺了。所以,不光是「飯民」搞錯了,勇武和他們的支持者也許還是搞錯了;原來,香港人2019年的付出還是遠遠不足;光是流幾灘血死幾個人,別說換不來民主,連送中也阻止不了,12人的遭遇不是說明政權給大家「加倍奉還」了嗎?
好了,這邊廂的搞錯了就搞錯了,但如果舊運動的名人、新運動的骨幹,都跑到海外面對民主國家的政府搞游說,以為以人權民主價值寫在說帖上,人家就會超限量給你支持、中港政權就會讓步,那就依然會是「搞錯了」。幾十百個人磨嘴皮不會比幾百萬人磨鞋皮有效。說帖不是符咒,沒有神力。
但有人會說,游說可以很有效啊,你看當年基辛格不是成功游說中國聯美抗蘇?《左傳·定公四年》不是記載有超級楚國說客申包胥「哭秦廷」哭了七日七夜,結果秦國答應出兵攻吳救楚嗎?
游說在某些條件底下當然可以非常有效。中蘇當年已經撕破臉,中國便是在社會主義陣營裏也非常孤立,朋友只剩東歐兩個小國;文革搞到後期,中國經濟已非常惡劣,基辛格於是有機可乘。秦國答應出兵救楚,絕不是被申包胥磨眼皮感動了;秦楚本來就有姻親關係,而且如果吳滅了楚的話,秦的頭號敵人晉就能夠坐大,秦稱霸中原的目的就難似登天。這些都是赤裸裸的大國利益關係算計,游說的內涵不涉絲毫道義。況且,游說者都帶了手信。基辛格準備好要出賣台灣。楚國答應秦國,事成之後讓出六百里商於之地。國際線上的流亡人光用人權反共等道義理由游說,不是沒有作用,而是力量很有限。如果沒有新的形勢突變,西方國家的現有反應,幾乎可說已接近他們的道義極限。
二、流亡組織十居其九泡沫化
西方學術界於二次大戰之後興起了「播遷學」(diaspora studies;也有譯作「離散學」)及「流亡政治學」 ,其中不少結論相當悲觀。1972年,匈牙利猶太裔作家 Paul Tabori 寫出了第一本流亡學專著《The Anatomy of Exile: A Semantic and Historical Study》, 指出一個大致規律:絕大多數流亡或播遷者當中的反抗運動,一代人光景就消失。這一點我有親身體驗。十年前我每到加拿大省親,常會應當地港僑團體邀請座談香港民主運動和政經狀況,聽眾九成以上是上了年紀的香港移民,特別多是89年離開的那批次。主持者給我指出,較年輕港僑關注的是當地社會和生活;在那邊出生的不用說,便是在香港出生和上過學的年輕移民,也很快對香港的事務淡忘,支持香港民主的意識薄弱得幾乎可說沒有。這當然是人之常情。2014年之後有變化,座談的聽眾以年輕人居多,而且人數比之前幾年的暴增。不過,我不認為這個變化可以持續;一代人(25-30年左右)之後,如無意外,那時的新一代又會忘情。Tabori 的結論放在香港人身上是對的;香港人不是猶太人。
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歷史教授 Idesbald Goddeeris 於2007年寫了一篇關於流亡研究的文獻綜論,劈頭第一句就說 “Exile is the experience in impotence.” 這幾乎把「流亡」和「無能」畫上了等號。他列擧二十世紀一系列流亡經驗,包括1917年的俄羅斯反革命流亡、1930年代的西班牙反法朗哥流亡、二次大戰期間的德法等國的反納粹流亡、大戰後東歐國家的反共流亡等,不是流亡者客死異鄉就是流亡組織無聲無色急速泡沫化,就算最後流亡者所針對的政權消亡了,也主要不是由於他們的在外吶喊和努力。文章指出,政治學文獻對流亡者的貢獻通常認定得比較大,但那是因為不少那些文獻是出自流亡者手筆,而所謂貢獻,通常是難以量度的。至於歷史學文獻,總的來說則是對流亡者的貢獻認定低得多。
Goddeeris 的文章還指出了非常有意思的一點:如果流亡運動產生代表性或正統性爭論的話,那這個運動就無可避免一事無成,因為正統性的爭論不僅佔據了他們的主要精力,還往往導致運動的最惡意分裂再分裂。要大台,終歸連小台也沒有。據我所知,八九六四那批中國流亡者的運動泡沫化了,爭大台是一重要原因。香港的2019批次的流亡者在這個問題上的表現可能好一些,因為2014年之後就批判、摒棄了大台主義; 但一個問題是,流亡運動在海外沒有强大的公民社會監督,會不會重新掉進大台、正統之爭而虛耗精力?大家不要忘記了,大一統觀念在中國文化裏出現得特別早,自宋朝以後,中國人就普遍掉進大一統裏意淫;歐陽修《正統論》說:「《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那個《傳》指《春秋公羊傳》,戰國時期的東西。正統思想活在我們的部份文化基因裏,根深柢固,所以運動裏的人,就算主觀上反對大台,也容易「以我為中心」,彼此為之打個半死。
三、流亡團體多是道德糞坑
馬克思是流亡界的常客,一生流亡三次,第一次兩年在巴黎,第二次三年在布魯塞爾,第三次在倫敦最長,達34年,直到他去見上帝。前兩次他都被當地政府請走;當時最先進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英國對他仁至義盡最寬大,他卻最憎恨資本主義民主。他的流亡經驗豐富,因此對流亡團體的種種惡習十分熟悉。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失敗幾個月後,恩格斯寫信給他,痛駡流亡團體的內部失德,他十分以為然:”...(it) is an institution which inevitably turns a man into a fool, an ass and a base rascal unless he withdraws wholly therefrom, and unless he is content to be an independent writer who doesn’t give a tinker’s curse for the so-called revolutionary party. It is a real school of scandal and meanness in which the hindmost donkey becomes the foremost saviour of his country.” (...除非你徹底從那所謂的流亡革命黨抽身而去搞單幹,否則它一定會把你變成一個儍瓜,一頭笨驢,一個低等壞蛋。那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出產醜聞和習得尖酸刻薄的學校,最屁的驢子在那裏給認作最一品的救國者。)(《馬恩全集卷38》)
熟識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中共「長征」(內流亡)到了三不管的延安,高幹生活腐化不堪,給王實味、丁玲、艾青等文人黨員寫文章捅破,毛惱羞成怒,找個特務罪名把王秘密處決。不只共產黨如此,同盟會人士在日本的時候,醜聞耳語不少,孫大炮志大才疏獨裁專橫而且不是正人君子的一些說法已經傳開,只不過後來的人寫黨史都為尊者諱。
如果用理論分析,流亡革命黨因為多是地下組織,便是終極主張民主的,也不免在運作層面採用高壓一元化領導,但在革命階段,組織運作就是一切,權力於是極度集中,又因為沒有法治和社會監督,於是出現各種弊端;如果再加上不同派系之間的矛盾、十分有限的資源的爭奪、個人作風的近距離衝突、執行「家法」時的種種不公,等等,狀況的確可以非常惡劣。這僅僅是就那些尚未喪失革命鬥志和初心的流亡團體而言。換作是一些喪失了鬥志、徒具虛名不事生產而以欺騙所在地政府和NGO津貼度日的那些團體,當然就更不堪。
四、勇武無法適應流亡日常
流亡者離鄉別井,舉目無親到一個異文化裏生活,若無法適應,會產生難以承受的心理壓力。2019離港的那批次當中,就有不少如下事例:流亡者到了目的國,人家慷慨接收,居留手續和基本生計都給苦心安排好,但因為流亡者飲食不習慣,於是沒多久就回流,寧願送頭。看官,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當然,那也並不奇怪,因為大家都「真係好撚鍾意香港」。不過,做出那種取捨,心理因素方面是否欠缺了甚麽?西方心理學家已經做了不少研究,證實流亡者當中,或深或淺患上各種精神病的比率偏高,自殺傾向更明顯,而香港的流亡者對此束手無策。
2014年的佔運日子裏,我在佔領現場和一些年輕抗爭者交談。他們有一些告訴我,今後要進行嚴格的體能訓練,以備日後抗爭時「打得應、掟得遠、走得快」,令我大吃一驚。回想,原來勇武抗爭的體力本錢,幾年前就開始累積。不過,2019之後,我卻覺得,心理質素方面的弱點,可能更加致命,而克服這些弱點的本事,則更難練就,不是舉舉重、跑跑圈就可以。出身於港式大都會的抗爭者被迫要面對的,是兩種截然不同卻一樣沉悶的環境和孤獨的長時間,其一就是流亡,其二就是坐牢,所包含的心理挑戰,並不是有了勇武所需的體格就能具備。
十多年前,我的老友程翔先生出獄回港,久別重逢,我問他受刑期間最難挨的是甚麽,他說:「係冇人同我傾偈,幾乎發癲。」因此,培養堅强意志力和在大異環境裏的中長期心理適應能力,對抗爭者非常重要。歷史上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刻意鍛煉心理質素的最著名故事,就是春秋時代越王勾踐為了光復己國而强迫自己睡不舒適、吃不甘美,即「卧薪嘗膽」的傳說。我不知道今天的抗爭青年當中,有多少人能夠對自己作出這種鍛煉要求;也許很多,或足以令我再次感到驚訝,但我估計其實很少很少,少到接近零。
五、學猶太人窩囊復國?
近聞海外各派抗爭者的中生代有一共同點,就是非常欣賞猶太人的堅忍承傳,播遷世界各地幾乎兩千年之後最終復國並實行民主。這種欣賞,擺在 Paul Tabori 說的「流亡意識一代即消亡」旁邊看,非常有理。不過,要兩千年才能實現一個理想,凡事慣即食的香港人,真是難以認同;莫說兩千年,就是兩百年,對那些嘴邊常掛一句「希望有生之年乜乜乜」的老一輩民主派而言,也是不可想象、遙不可及。因此,以猶為師,文化上不對號。
猶太人自公元初給羅馬征服乃至驅散之後,很快喪失鬥志,變得窩囊怕事,膽小如鼠;千百年來世界上排猶、猶太人遭殘殺、財產被掠奪的事例不可勝數,但它們只會逆來順受,受不了就走,好死不如賴活着。二十世紀猶太建國,也很大程度是英國開綠燈並撐腰。 這種性格容或不足以稱道,但頗值得留意的是他們有信仰的軟硬件,後者指遍佈世界各地每一猶太人聚居處的教堂(synagogue),那是他們發揮軟力量即信仰本身力量、達至文化承傳和民族凝聚的物質建設。支持這種物質建設的,就是猶太人的雄厚經濟實力。他們認為勤奮賺錢是本分,但同時認為所得財富不過是神託付給你今生管理的東西,死的時候應該盡量捐出。他們流亡,代代堅守信念,而且相信自食其力,不靠政府救濟或NGO施捨,和很多八九六四的中國流亡人不一樣。
還值得留意的,是他們對信仰的執着,香港人看簡直是到了病態的地步。猶太人的信仰規條以及由之而來的行為守則多如牛毛,例如單是安息日不可點燈着電發熱的規矩和例外規定就有好幾十條,電燈泡不可用但LED不發熱卻比較認為可以,安息日之前就已經開着的就可以,如此等等。規條多得連他們自己也吃不消,於是各教派和地方都會發明一些巧妙理由去盡量繞過、取得方便但名義上不違反這些規條。儒家會說那是沒有了仁的內涵的禮,徒具形式,但從他們寧願辛苦挖空心思將就也要保留那些規條,倒可看出他們的一種極度執着。大概就是這種執着讓他們窩囊地死守着復國信念近兩千年,最後神推鬼擁之下成功了。香港人很難效法猶太人復國(那是違反國安的);但有些人認為能夠從猶太民族身上得到啟發,例如不靠正規學校教育而能夠有效作語言文化承傳。我則認為香港人連這一點也難學到。別說流亡在外國,就是在香港,大部份家長也以子女習得英、法、德、日、普通話等外來語為尚。
學猶?算罷啦!
六、流亡者不懂流亡學
香港人一向輕視學術,凡事靠直覺扭計精乖高轉數,所以縱有大批人流亡移民搞海外抗爭翼,卻鮮少有人提出要學懂弄通流亡學。本地翼搞民主抗爭,一代人光景下來,才發覺搞錯了,因為未弄清抗爭對象政權的本性,遂以磨鞋底抗爭三十年一事無成。海外翼現在一窩蜂搞國際游說,我估計一樣錯誤,因為未弄清楚民主國家政客要對投票人負責、包括要保障他們的經濟利益,因此不可能以人權為武器與中國周旋到底。若又因此磨破嘴皮一代人一事無成,那麽海外翼也是無效的,知道的時候,如 Paul Tabori 所說,已經夠鐘消失。我估計在西方很多幾十年一事無成的流亡運動,包括西藏獨立、古巴復國等,都是糊里糊塗抗爭幾十年,最後又糊里糊塗地夠鐘消失。前車本來可鑑,但香港人很可能缺乏必要的文化資源去解決這個問題。
一口氣給大家淋了六桶涼水,估計會清醒,然後迷惘,因為不知路在何方。指路不是我的角色,我也無此能力。沒有大台了,也沒有唯一的正確途徑,找路因此是每個人的獨立責任。讓我改寫一位法國哲人的一句話:當你感到完全迷惘,也許就是你觸到了智慧的邊沿。
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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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頭條】護照本長期缺貨 委內瑞拉人出國難
布斯塔曼特(Joel Bustamante)在加拉加斯的一個工人階層社羣長大,這一過程正值生活成本暴漲的時期,槍擊事件和小偷小摸層出不窮。和大量同胞一樣,他也準備好了逃離這個危機重重的國家。他申請了智利一家工廠的崗位,買了一張單程機票,並收拾好了行李。
萬事俱備,只欠一本新版護照。他在航班日期前的六個月就提出了申請。他被告知時間充足。然而,數日的等候時間變成了數周,接著變成了數月。至今,那個航班已經飛走11個月了,而24歲的出租車司機布斯塔曼特依然在等待。「我已經徹底不相信他們了,」他說,「如果不是這件破事,我早就走了。」
委內瑞拉正飽受各種物資短缺之苦(食物、藥品,甚至金錢),但從某些方面來看,護照本短缺或許是其中最殘酷的。單就艱苦程度而言,這無法與(比如)飲用水或降壓藥短缺帶來的痛苦相提並論,但護照本的短缺有一種超現實效應,它能帶給人們一種身陷囹圄之感,彷彿他們都是這個運轉失靈的祖國的囚徒。
護照本短缺延緩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出國潮,令數十萬人止步不前。自從已故的社會主義領袖查韋斯(Hugo Chavez)通過干涉主義政策令國家經濟陷入全面危機以來,委內瑞拉人就開始成群結隊地離開。他們落腳在鄰國巴拿馬,或者向北前往美國,或是去西班牙碰運氣。
政府方面不釋出此類資料,但據《委內瑞拉流民的聲音》(The Voice of the Venezuelan Diaspora)的作者派斯(Tomas Paez)估算,過去18年來有近200萬人離開。
相比哥倫比亞或墨西哥等國,這個數字似乎並不算多,但需要指出的是,在1999年查韋斯上臺之前,委內瑞拉從未有過任何大規模的移民潮。這個國家坐擁全球最大的石油儲備,數十年來一直是地區內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人們並沒有什麼非走不可的理由。而說起來,委內瑞拉曾是一個移民輸入國,移民的來源地既有拉丁美洲的哥倫比亞等國,也有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
馬杜羅(Nicolas Maduro)總統承認了護照本短缺的問題,並於上周推出了一個新的網上「快捷」辦理方法,可在72小時內頒發護照,費用則比標準流程貴一倍以上。目前不清楚有多少人嘗試了這一加急流程;但那個網站一直處於癱瘓狀態。
委內瑞拉移民局(Saime)對護照本短缺的解釋是他們沒有足夠的「材料」。或許政府根本買不起需要的紙張。記者向移民局及內政部撥打的電話和發送的郵件均未收到答覆。
有些日子,加拉加斯的移民局總部前會排起數百人的長龍,有人早晨5點就來了。即便對於一些出行理由更平常的人,比如探親或差旅,整個流程也會讓人難以忍受。
58歲的索菲婭(Sofia)是一名退休教師,為了在3月份前往西班牙見證一個孫輩的誕生,她已經四次從巴倫西亞市乘坐約161公里的巴士來到加拉加斯。上一次,她問辦事員那些難辦的材料到齊了嗎,「那些人幾乎當面嘲笑我,說『你不知道這裡是委內瑞拉嗎?』」
海外的情況也一籌莫展。「我等於被囚禁在了加拿大,」43歲的埃萊娜(Elena)表示,她是加拿大合法居民,兩年來,她一直試圖更新自己的護照,從而可以帶兩個孩子去旅行;和許多被採訪物件一樣,她也要求隱去姓氏。
富人們往往能通過一些行賄手段,找到規避物資短缺的方法。護照的情況似乎也一樣。一些有關係的中間人或本身就是官員的人會願意拿出幾百美元或更多的好處費加快辦理流程。委內瑞拉有3000萬人口,但多數都拿不出這麼多錢:每月的最低工資,加上政府為全民發放的食品券,在黑市上還換不到30美元。
2月,移民局局長杜加爾特(Juan Carlos Dugarte)在電視上宣佈,政府清理了移民局內的違法行為,他向委內瑞拉人承諾,護照需求將會得到滿足。但他的意思只是最終會得到滿足。「如果你目前不需要出行,那就等到出行日期前再來辦理,」杜加爾特說,「現在先不要辦。」
據內政部的前顧問·達坎(Anthony Daquin)介紹,2016年有180萬人申請護照,但只有30萬人拿到手。反對派的國會議員弗洛里多(Luis Florido)認為,當前的護照缺口為300萬本。
36歲的阿蘇亞赫(Jose Azuaje)是一位辦公室經理,他在天亮前就來到了移民局總部前排隊,他說他近4個月前為患哮喘病的兒子提交了證件申請。因為急著讓兒子去哥倫比亞接受治療,他一次又一次地前來諮詢申請結果。
「你什麼也做不了,」滿眼睏倦的阿蘇亞赫說,「你被困在這裡了。」撰文/Andrew Ros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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