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避免陷入神話故事的討論、回到歷史現場，歷史檔案是「更全面」的途徑去了解那些被凐沒的過去。誠然，搜尋檔案多數時間是沉悶、痛苦，可是這個將零散的點與線梳理成接近原來故事的過程確實帶來筆墨形容的喜悅。但在這個充斥理論、口號的大時代，有幾多人願意走進觀塘的政府歷史檔案大樓，尋找那些已消失的過去？
//在香港，傳媒討論歷史時，大多偏重親歷其境者的記憶，甚至出現不問回憶資料是否可信，而將之奉為最「原汁原味」的傾向，社會亦把歷史書寫視為回憶和「史實」的整理，而非有立場的論述。迷信個人或集體回憶而輕視文獻，不但使歷史檔案不獲社會重視，更使社會忽略了個人回憶以外的歷史，特別是絕大部分屬於一般受訪者未必知曉的政府決策或數據（例如上述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檔案事件），而且亦容許少數知情者在其回憶錄或口述歷史中遮蔽部分真相，甚或蓄意歪曲。最重要者，這種傾向使人陷入一種錯覺，以為歷史書寫只為重現過去，而完全沒有任何價值判斷和意識形態影響。當然，文獻資料亦有其限制，有造假或蓄意隱瞞的可能，但在「孤證不立」的基本原則下，使用多個檔案或文獻來源，的確有助我們更全面地了解過去。誠然，搜尋檔案的經歷，大多不如筆者老師發現隱形女巫檔案般富有戲劇性，但在浩瀚的舊紙堆中找到關鍵文件的喜悅，確是難以用筆墨形容，而檔案人員在此過程中居功至偉。//
【書評・我城歷史的守護者 / 鄺智文】筆者曾聽說一位老師的親身經歷：他在歐洲某檔案館查看關於女巫審判的紀錄時，發現一張古舊白紙。極具偵探頭腦的他，偷偷地把檸檬汁滴在紙上，上面居然出現一段關於案情的文字⋯⋯
在俄羅斯國家圖書館的一角，收藏了一批各式各樣的裸體書籍、繪畫和錄影等，它們是前蘇聯政經領袖的私人情色藏品。以今日的標準看，這些藏品之中，不少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裸體畫和素描，但在情色被視為反社會主義的時代裡，卻是當時只有領導人才可以「享受」的「珍藏」。若非圖書館人員於蘇聯解體後，仍然特地保存這批藏品，這些「珍藏」可能會被分門別類放回「藝術」、「電影」等類別，不能再反映蘇聯極權體制對人類慾望的壓抑與扭曲⋯⋯
2011年4月，英國最高法院迫使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承認，一直擁有一批關於英國在四十年代末期至八十年代，如何壓制各殖民地政治運動的檔案，政府更被發現有系統地銷毀將來可能對其不利的檔案。其後，政府被迫將檔案分批送到英國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供公眾查閱，與香港有關的檔案亦將被公開⋯⋯
以上只是無數文獻遺產（documentary heritage）故事的其中三個。如要了解香港文獻遺產保存歷史以及現況，則可參考盧敬之博士的新書《文獻遺產的保存：與香港圖書館員和檔案員的對話》（暫譯）。盧氏是香港少數圖書館專業人員，現為日本筑波大學圖書資訊媒體學系副教授。他提到其新書有三個目的：向有志投身圖書資訊學（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的學生介紹行業實況、記錄香港豐富多樣的文獻遺產，並向在香港各大小檔案館、圖書館，以及特別館藏服務的人員致敬。
本書並非傳統學術體例的著作，而是以訪談錄的形式，分16章介紹逾20名在香港工作，或來自香港的專業圖書館員和檔案員，包括四出奔走倡議設立《檔案法》的香港檔案學會會長、政府檔案處前（署理）處長朱福強、檔案處的另一拓荒者鮑卓善（Don Brech）、管理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Hong Kong Heritage Project）的敖敏俐（Ammelia Allsop）與張有為，以及香港海事博物館的畢宛清和Robert Trio等。從訪談錄中，我們得以瞭解在1945年後，殖民地政府緩慢地建立政府檔案管理服務的過程、個別官員對檔案的重視、政府決策部門不願移交原始檔案，以及檔案處如何在缺乏資源與支援的情況下，搜羅戰前政府檔案，並整理數量龐大但雜亂無章的戰後檔案。這些工作對研究者、新聞工作者、學生，以至任何一位希望利用香港政府檔案的市民均極為重要。
作者和一眾受訪者亦強調，雖然檔案員和圖書館員部分工作面向有所重疊，而且常被人混為一談，但前者處理的檔案絕大部分和圖書不同，因為檔案大多是獨一無異的藏品，其價值難以量化，用途亦不能預計，就如筆者老師在檔案館遇見那一張十七世紀的白紙一樣。正如朱福強指出，所謂永久保留檔案，並非指10年20年，而是動輒過百年甚至直達千年的保存。如人員對藏品的脈絡缺乏認知，即使藏品被保存下來，其價值亦已大打折扣。可見，檔案工作不只是整理目錄或建立資料庫，而是一門涉及科學和人文價值的學問。
除了公共機構的檔案館和圖書館外，本書亦介紹了香港極為多樣的私人文獻遺產館藏。從這些館藏可以看出香港國際城市的歷史地位，以及香港人及其文化的多樣性。相信除了工作上需要與檔案館或圖書館有頻繁接觸者，或本地歷史文化愛好者外，很少人會知道香港有不少無名英雄，正如荷里活電影情節一樣，在拯救我城的歷史。這些私人館藏包括嘉道理家族的檔案、私營博物館如醫學博物館和海事博物館的資料室、香港猶太社區中心和歌德學院的圖書館、http://xn--gwulo-4h1hj77hczdfr8c70cbx0awgbc3q175g.com/，以至中華國術總會正在建立的數碼武術資料庫等。
對於有志研究香港歷史文化者，本書亦可算是一本頗有用的工具書，它除了介紹各館藏，並讓一眾檔案員和圖書館員現身說法外，更提到他們面對的問題，尤其是資源問題。由於館藏的價值極難以金錢衡量，因此不少資料館均要克服資源、空間、人手等問題，特別是在私人企業中運作的資料館。
在香港，傳媒討論歷史時，大多偏重親歷其境者的記憶，甚至出現不問回憶資料是否可信，而將之奉為最「原汁原味」的傾向，社會亦把歷史書寫視為回憶和「史實」的整理，而非有立場的論述。迷信個人或集體回憶而輕視文獻，不但使歷史檔案不獲社會重視，更使社會忽略了個人回憶以外的歷史，特別是絕大部分屬於一般受訪者未必知曉的政府決策或數據（例如上述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檔案事件），而且亦容許少數知情者在其回憶錄或口述歷史中遮蔽部分真相，甚或蓄意歪曲。最重要者，這種傾向使人陷入一種錯覺，以為歷史書寫只為重現過去，而完全沒有任何價值判斷和意識形態影響。當然，文獻資料亦有其限制，有造假或蓄意隱瞞的可能，但在「孤證不立」的基本原則下，使用多個檔案或文獻來源，的確有助我們更全面地了解過去。
誠然，搜尋檔案的經歷，大多不如筆者老師發現隱形女巫檔案般富有戲劇性，但在浩瀚的舊紙堆中找到關鍵文件的喜悅，確是難以用筆墨形容，而檔案人員在此過程中居功至偉。
Preserving Local Documentary Heritage: Conversations with Special Library Managers and Archivists in Hong Kong
作者/ Patrick Lo
出版/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鄺智文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研究助理教授，研究興趣為軍事史、近代東亞史及香港軍事史。著作包括《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老兵不死：香港華籍英兵（1857-199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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