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那雙看不見的手鋼琴譜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看見曲停後的最後音符｜The last note of the song

by @peihan.chen

女孩仍舊每天看著影片中的男孩。

影片中的他在簡約象牙白的琴房，穿著鄰家男孩般合身又乾淨的素白T，搭著藏青色的牛仔褲，坐在黑色亮漆 Sauter 的 Omega 平台式鋼琴前。

男孩先對著鏡頭露出一抹微笑，黑曜石般的眼總藏滿著看不見的神秘，而後雙手似畫筆般，緩緩的將抽象的點與點連接為一幅感官畫作，落下的音符，輕柔的譜進那溫暖跳動的緋紅色節拍中。

對男孩的思念越磨越深，思念是個癮，難離…

真的、真的很喜歡這男孩。
喜歡他的笑、喜歡他的才、喜歡與他相處時安靜中的自在、喜歡他所有陪伴的說話時光。

因此某天，決心要在一個朋友聚會結束後，和男孩表明自己的心意。

聚會的前幾個晚上，將想對男孩說的話，改了無數次，想了好幾遍；總是不自覺對著鏡子中的自己不斷自言自語，帶著雪白霧色的傻氣，就連睡前都不經忍不住想著男孩而失眠。

那天 6月27 號，女孩特別穿上了亮黃色的洋裝，戴上喜歡的貓頭鷹耳環，雀躍的走在銀河群星般閃爍的道路，青藍色的天襯著蜜柑色的太陽，直至深煙酒紅色吞蝕了雲，略帶不安的出席了聚會。

半開放式的餐廳，在漆著森林綠的牆面上有個仿舊復古的齒輪壁鐘，秒針不停的發慌輪轉，焦慮的卡軋聲不曾消停。

心神不寧的一直望向不斷開闔的入門。
等了很久，仍不見男孩的身影。

直到聚會快結束的時候，男孩出現在眾人面前，而他的手卻牽著另個長相清甜的女孩，男孩直接忽略女孩詫異又疑惑的神情，只說：這是我喜歡的女孩。

女孩，頓時明白了。
原來，男孩並沒有喜歡她，而是喜歡另個她。

耳邊的音樂戛然而止。
累積許久想要傾訴的勇氣，瞬時瓦解 ，而內心本來滿滿呈裝的糖果，像玻璃珠，一顆顆掉落。又像是一顆顆石頭，砸向女孩。

女孩緊緊抓著自己的衣角，直掐進手掌心，擰著肉，糾結著每根繫在男孩身上那隱形的思念。
失落拉扯著塗不上色的透明淚水，強忍著不讓它離開眼眶。
灰藍色沈重的鞋子，不自覺的帶著女孩走離，那像用酸檸檬加醋所醃製成難以嚥下的真實，默默影加黑的一個人黯然離開…

這只是一場劇，只是用蜜漿釀石榴紅，只是拈著百花香浸在糙果酒，只是點在漬梅綢色樂譜上的一首solo。
​​​​​​​
獨角的一抹甜澀劇。



27th of June. I wanted to show my love after the party. Nevertheless, you are holding another girl’s hand. 
The music stops. 
My world immediately falls apart, and the candy inside me drops like a glass bead.

This has been a show, only using honey to make red pomegranate, only dipping potpourris in brewing wine, only tipping pickled plum on a solo silky sheet music.

A solo bitter sweet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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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游窩 Cetacea｜陳姵含 Pei Han Chen｜壓克力顏料及複合媒材｜Acrylic Illustration Works

【#個人訪問🇬🇧】BBC的個人訪問十分長篇，也十分formal。有趣的是，同樣的內容，在《蘋果日報》訪問標題是「一國兩制是騙局」，BBC就是「一國兩制不要再退」，其實對大多數朋友而言，口號都是其次，真正需要的生活模式，甚麼時候是最好，心裏有數。

BBC開宗明義的主題，據說是希望向國際讀者，介紹「香港中間派學者的覺醒」，前文後理都用這角度為主軸；每次回看自己既訪問，都會問，「那真的是我嗎」？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好時機，反思一下每一個人的人生。

//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是香港少有擁有20多萬臉書粉絲的「網紅學者」，他身兼多職，是大學教授、報章專欄作家，當過商界的國際副總裁，也成立公司作諮詢、研究、交流等工作。

「反送中」風波前，他是「中間派」的代表，以年輕學者的身份，得到政治光譜左中右的認同；在這場運動中，他成為一個「和理非」、支持雙普選的學者。

他在多家報章撰文、接受國際媒體採訪，分享對香港示威的看法。他的公司以大數據方式研究示威者經常使用的「連登討論區」，曾舉辦研討會邀請不同學者分析「黃色經濟圈」。他用鋼琴彈奏被視為示威者歌曲的《願榮光歸香港》並上載到互聯網，可算是一種政治「出櫃」宣言。

「以前我挺一國兩制」

沈旭暉一直堅持以評論國際事務為主，但在「反送中」爭議中，他更常評論香港的風波，轉折點是7月21日發生元朗白衣人事件。

當天晚上，一群白衣人在地鐵站持棍傷人，但警方延後30多分鐘才到場。沈旭暉見到認識的人在現場被打， 他與一些溫和派學者，把事件稱為「恐怖襲擊」。

而他的中學「皇仁書院」師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與白衣人握手而備受批評。皇仁書院一眾校友發起登報聯署批評何君堯，很少參與聯署的沈旭暉也有留名。

「相當震撼，香港竟然變成這樣，那晚發生的事情，是我們成長的香港，常理之外發生的事情，」他說，「傳統上香港人不是很政治，都是很理智，但過去發生的事情，每個人都覺得到了一個不能回頭的點，當你情感被勾起，你會發覺對此地充滿感情，開始思考自己可以做什麼。」

元朗白衣人襲擊途人後的這一幕引發了爭議。

「過去六個月發生的事情，都超越了我們很多人的底線，很多原本不關心政治、或比較少行動的朋友，都在這場運動以不同身份積極參與。」

他認為，一般國家面對這種群眾示威，都會透過官員下台及調查機制去疏導民怨，但港府立場強硬，令整個運動持續多時，亦讓大家看到「一國兩制」急速被蠶食，不單是「看得見的警暴」，還包括商業機構受到壓力，員工、老師、普通人言論自由受到打壓，這是一種「白色恐怖」。

他曾經撰文形容一國兩制分為1.0、2.0、3.0的階段，主權移交初期，北京比較放手的1.0階段，到後來明顯影響香港內政，加強提倡國民身份認同的2.0，發展到一國兩制3.0，警察具高度爭議性、疑有政治考量的執法、各行各業出現政治審查、甚至有疑似「黑社會」介入政治議題等等。

他說，自己身邊的人都是「離地中產」的專業人士，以往甚少參與政治，但目前香港社會出現「白色恐怖」的氣氛，市民不敢隨便就政治表態，擔心會影響工作等等。

「對比起警暴、無民主、無樓住，這嚴重一百倍，這不是下一代可以生活的地方，」他說。

他相信這場運動發展至今，很多人除了爭取「五大訴求」，也是希望「一國兩制」不要再退下去，能夠回到主權移交初期般，中國政府比較放手的階段。

「以前沒有人會知道誰是中聯辦主任，一般人不會記得他的名字，那時是挺真的一國兩制，而那時沒有人談港獨，也沒有人會說外國勢力……2008年北京奧運，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認同創新高，《蘋果日報》頭條是『我們嬴了』，2009年我是去中國國慶60週年的代表團團員，我當時沒有包袱，覺得很開心。」

作為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過往經常對外強調，自己是全球公民，希望擁有遊走國際的能力，也能用國際視野看待本土問題。

這場運動強化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他自己也感覺到自己對這片土地的情感，「我不希望中國和香港利益有衝突，我會先盡力讓兩者利益可以走在同一線上，但如果真的有衝突，我會站在香港人那邊。」

學者與政府的關係

沈旭暉說，以往政府尊重學者的意見，在發表重大政策前會有一些閉門會議，邀請學者或專業人士去「試水溫」，但現在這個渠道已不復存在，政府聽到的意見不像以前多元。

「《逃犯條例》就是一個好例子，它有諮詢過什麼人？應該找一些懂商界、懂國際關係的人、熟悉內地的學者或是一些民意的代表，其實不難預先知道會有這麼大的反應，這反映制度有問題，學者本身是有功能，可以作出預警。」

他又舉例，香港的一名官員近期高調批評國際權威醫學期刊《刺針》有關催淚彈的文章，「這在學者眼中是不可想象的，你可以不認同該份報告，你便寫一篇同樣水平的文章反駁，但你現在是用官威去壓他。」

特首林鄭月娥提出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希望檢討事件的來龍去脈，但示威者要求更全面、具有法定效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沈旭暉獲邀加入檢討委員會，但他拒絶加入，原因是不覺得能有所作為，「不想被人擺上台面，你想要誠實的意見，我都歡迎，但你要拿學者來消費或做政治工作，這只會適得其反。」
他指出，香港政府在「一國兩制」被蠶食的情況下，難以控制自己的政策， 有時候政府聘請學者等做研究，「適用的便採用，不合用就裝作看不見」。

「美國智庫蓬勃是因為要通過研究達成某些事，中國比較不涉及政治的議題，智庫同樣做到事情，全國會用大數據去研究農業、氣候，可以很科學化，但香港是先有結論，而不是按研究去作出決定，」他說，「港英年代沒有民主，但仍然尊重傳統精英，現在政府不再理會他們的專業，哪怕是醫護、法律，這些人不是因為專業而受到尊重，而是政治的效忠來得到信任。」

被調侃的中間派

沈旭暉母親在《大公報》英文版工作，《大公報》英文版是中國改革開放前少數對外的英文溝通渠道。他走入國際關係研究，或多或少受母親熏陶。他的父親是立場傾向傳統民主派的香港學者沈俊明。 沈旭暉在揉合不同政治光譜的家庭下成長
他的家族跟民國時代《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淵源頗深。沈旭暉本人曾在美國耶魯大學攻讀學士，再在英國牛津大學獲得政治及國際關係博士。

「有些人因為我家人《大公報》的淵源而認為我是紅底，但在大陸人眼中，我這種人好西方，先天夾在中間，」他說，「我本身家庭內，都有很多不同意見，從小到大的訓練，知道在什麼時候說什麼，不會反面，無論多對立的聲音，我也覺得可以溝通的。」

沈旭暉在2013年舉行的婚禮，是香港近年少有讓政治立場南轅北轍的人共聚一堂，時任特首梁振英、學運領袖黃之鋒、李嘉誠兒子李澤階等左中右人物都有出席。

「網民經常也抽水（調侃）我的婚禮，但那個時候仍然是可以聊天，」沈旭暉說，「我不主張對立，我覺得幾難頂（難溝通）的人，也會找到共通點去聊天，這是我從小到大的訓練。」

精英共識向對抗模式的演變

沈旭暉2003年回到香港後，成立了一個名為「Roundtable」的團體，目標是讓政見不同的人，能夠聚在一起交流。

他認為，香港傳統精英主導的體制，一向是「閂埋門講掂數（閉門談判就好）」，多年來，立場不同的人可以彼此溝通，在鏡頭後可以談笑風生，大家以謀求共識為最大公因數，但2012年的特首選舉，一改政治、官場生態文化，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

沈旭暉說，2012年的特首選戰改變了官場文化，一度令他對香港政治感到心灰意冷。

這場特首選舉中，兩個主要候選人梁振英和唐英年個人和團隊，均被揭發不同類型的「黑材料」醜聞，公眾把目光投向這些「黑材料」，而不是論政。

當年，沈旭暉以學者身份，向時任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發表公開信，指這場選舉道德規範被打破，選舉不再是「君子之爭」，無論誰當選也很難施政。

「我當時有參加過他們的活動，聊過天，親身觀察中，以那時候來說，我算是接觸到類權力核心最年輕的一群人，但見完他們之後你很不舒服，你預測的未來就是這樣，你讀到了背後某個結構。」

他說當年也因為一些文章，而遭到直接人身威嚇。

「以前比較講道理的北京或政府的朋友，都開始被邊緣化，強硬的聲音開始出現，鬥爭模式主導，」他說，「本身的內部矛盾，以動員抹黑、篤灰（告密、告發）等很多這些手法，把人性好多負能量釋放出來，香港從一個精英共識的模式，變成對抗式模式，一開始了便回不了頭，激進的聲音取代了本身想有共識的聲音。」

他認為，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令主權移交後，香港的利益集團有所變化，一批在大陸有更大利益的人，發現香港傳統精英「不完全是自己人」，希望扭轉權力和利益分佈，打散原本的權力結構。

當年這場選舉讓他對香港政治感到心灰意冷，開始轉向專注建立自己的海外事業和置業，他說，這不是逃避或是擔心出事，而是預測到香港的發展方向，要凖備後備方案。

但在「反送中」爭議爆發後，他放棄了與一些大陸院校和企業的合作，希望自己可以暢所欲言下不影響他人。

香港示威者呼籲多光顧支持示威的「黃店」，希望建立「黃色經濟圈」，但做法引發爭議。

《大公報》最近點名批評沈旭暉舉行一個有關「黃色經濟圈」的研討會，形容他變成了香港「本土派」的先鋒。沈旭暉強調自己不是「黃色經濟圈」的專家，但有很多有心人希望研究這一課題，值得學術界去討論。

「你覺得很正常、很理性、很平和、沒有煽動性的東西，在一個上綱上線的時代也會有人不滿。這十年來感覺越來越多紅線，想又不行、說又不行，這樣下去就不是一個大都會……香港不應該這樣，不應該在思想、言論、行為上受到制限，大家就是喜歡這個地方有百花齊放的自由。」

他說以平常心看待被親中媒體點名，不會太過擔心，「我們不喜歡上綱上線，所以也不可以對它們太過重視，我們要加強抗壓能力，平常心 ……香港此刻要捍衛自己的核心價值，就是要好像平時般說平時能說的話，不要被白色恐怖嚇怕。家人總是擔心這樣那樣，正是多年來白色恐怖的產品，我深信，下一代絶不能夠在這樣的環境長大。我們必須改變。」

「有些激進聲音想取代爭取共識的聲音，為何社會會有激化的現象，是某個利益集團想得到一些東西，多了批評學者的聲音，是因為有些人不想有和平解決問題的路線，希望破壞他們的關係，令你們不想再聊下去。」

他說，無論立場如何南轅北轍，都可以溝通到，社會愈分裂愈要珍惜以前建立的信任，否則會正中他人下懷。

展望未來

香港示威者與警察街頭衝突這幾個月來暴力升級，黑衣人「裝修」（破壞）被指親中的企業以及「私了」（私下暴力對待）不同意見人士。

沈旭暉認為，事件發生至今，也令很多「和理非」積極參與運動。要有效解決街頭衝突，需要由處理制度暴力開始。

「一個運動能否持續不是看街頭有多少勇武、多少交通燈被破壞，還是是否再有一百萬人參與遊行，運動是可以歷時幾年、或者幾十年……香港這半年來形成了一個機制，就是政府做具爭議性的事情，人們是有機制去抵抗，這個機制已經完善建立，是一個持久戰的基礎。」

他坦言，沒有人願意看到任何形式暴力，也不相信有人為了暴力而暴力，但也希望前線示威者理解，如果衝擊和升級不合符比例，可能會引來「散水」（令人離開運動）。

他認為2022年的特首選舉，將會是一場「終極之戰（end game）」，希望有一個能夠認同「五大訴求」的人參選特首。
目前香港特首由一個由1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提名及投票產生。隨著民主派在剛過去的區議會獲得壓倒性勝利，預料新一屆選委會的1200人中，有約500人是親民主派。

沈旭暉指出，民主派人士擔任選委的數字會更高，有望在特首選舉中有更大的話語權，而開明商界和溫和建制派也希望有所變革，「這可能是最後希望」。

他憧憬說，只要這方陣營能夠勝出，那麼將來香港是可以透過內部立法實現「普選立法會」，亦可以不經中央通過下決定如何組成「選舉委員會」，「那時候，立法會全面直選、選委會能反映民意選出特首，就是『真‧一國兩制』的時代。」//

名家系列

天才早夭 - 女大提琴家 (文稍長請耐心看完).
杜普雷Jacqueline du Pre;（1945-1987），英籍大提琴家。

賈桂琳.杜普蕾（Jacqueline du Pre;）於1945年1月26日出生在英國一個充滿音樂的家庭。

賈姬出生的前一夜，是五十年來最冷的一天。當初媽媽怎麼也懷不上她，弗雷澤醫生給她開了一種雌激素之類的血清。注射的時候，醫生打趣道：“這孩子會成為賽馬冠軍！” 打我記事起，媽媽就用音樂同我們姐妹倆嬉戲。一天，無線電裡正在播一檔介紹管弦樂器的節目。媽媽隨著音樂的節奏將熨斗移來移去，賈姬也隨著媽媽的動作來回搖擺著。長笛，雙簧管，單簧管逐一上場，緊跟著的是小提琴。隨著大提琴聲飄滿房間，賈姬開始安靜下來，她聽得出神了，跳了起來，抱住媽媽的希拉蕊.杜普雷 的腿說道，“媽媽，我要發出那種聲音。”媽媽一陣激動。

於是，在賈姬五歲生日（1950年1月）的前一晚，她悄悄在賈姬床頭放了一把小一號的大提琴。第二天一早，驚喜若狂的傑姬把一家人都鬧醒了，“媽媽，屋裡有個龐然大物！” 學琴後不久，媽媽帶她上倫敦第一次參加音樂節。媽媽用鋼琴為她伴奏。她別提有多興奮了。最後一小段結束時，媽媽正要站起來，可賈姬又開始拉了。媽媽趕快坐回去，再給她伴奏一遍。重複一次對賈姬來說還不夠，她再一次拐回去從頭拉，好在媽媽這回已有準備。顯然，賈姬覺得演奏三遍剛剛好。觀眾席上爆發出一陣掌聲和笑聲。 賈姬對音樂的早慧令所有人吃驚。

她幾乎從不練琴，記譜子也不費事，再難的曲子聽一遍就能憑記憶流暢地拉出來。老師比爾認定她具有一種令人費解而又永無止境的天賦。有一次在BBC電視臺錄節目，我們榮幸地被引見給演播室的嘉賓 查理斯王子 和 安妮公主。查理斯王子，當時才八歲，想玩玩賈姬的琴，說罷一下子就騎了上去，死死地抓住琴，手指在弦上上上下下地滑動著。“別這樣動我的大提琴，”十二歲的賈姬說著，毫不客氣地就將琴奪了回來。“它又不是一匹馬！”

她開始在Herbert Walenn’s 倫敦學校學琴。1956年，十一歲時，贏得the Suggia Award，成為全英國最受矚目的演奏家，當年的評審還包括了巴比羅利爵士(Sir John Barbirolli)。

1965年，由杜普蕾擔任大提琴，巴畢羅利(Sir John Barbirolli)指揮倫敦交響管弦樂團，演出英國作曲家艾爾加(E. Elgar)的大提琴協奏曲(Cello Concerto in E minor, op.85)。這張錄音對杜普蕾非常重要，因為它奠定了杜普蕾在演奏舞臺上的地位。鋼琴家顧爾德曾經說過，杜普蕾的艾爾加協奏曲，呈現了無限的悸動與熱情。後來她第一次聽到那張與巴畢羅裡合作的錄音時，曾令人吃驚的說道：「這並不是我想表達的！」只可惜，她無法再錄下更好的艾爾嘉Elgar，到底她想表達什麼？我們永遠無法得知。

杜普蕾演奏的艾爾嘉Elgar沒有人會錯過，很多人都喜歡聽她的協奏曲錄音。在管弦樂襯托下，她全身投入，充滿朝氣，又不失女性的細膩，也不是完全沒有節制的放縱自己的情感演出，從她手指尖的傳遞出來的琴音，讓人完完全全地被她的熱情與音樂詮釋所感染。杜普蕾詮釋艾爾加的E小調協奏曲無人能出其右。直到現在，據說只有馬友友的演出稍許企及她的境界，但仍然有一段不小的差距。
據說匈牙利大提琴家史塔克有次乘車，聽見廣播裡正播放大提琴曲，便問旁人是誰演奏的。旁人說是杜普蕾。史塔克說：“像這樣演奏，她肯定活不長久。”好厲害的史塔克，真是一語成讖啊！也許只有頂尖的藝術家才能理解自己頂尖同行的水準，史塔克聽得出，杜普蕾是用生命在演奏，為了琴藝的完美，可以不惜一切。杜普蕾一直是許多古典音樂樂迷心中的一個歎息。

一九六七年，她在耶路撒冷和阿根廷籍鋼琴家巴倫波英(Daniel Barenboim)結婚（巴倫波英在一九七五年時，擔任Orchestre of Paris巴黎交響樂團的指揮）。杜普蕾和巴倫波英共譜戀曲，為古典樂壇留下佳話。他們不論在生活或是音樂上，彼此都是最佳的伴侶。

他們合作演出，很多樂評人說是奇妙的一對。杜普蕾和她的先生巴倫波英也多次合作過艾爾加的大提琴協奏曲。他們合作過的版本，是一九七〇年，由巴倫博伊姆指揮費城交響樂團演出的錄音。這份她與夫婿在一九六七年合作的錄音是兩人合作灌錄的許多唱片中最常被人聆聽與談論的。主要原因是兩人在浪漫派音樂上所採取的風格和手法，與布拉姆斯的嚴謹有很大的差別，杜普蕾在音樂中發揮了她自由的本性，完全掙脫出布拉姆斯音樂裡給予大提琴角色的限制（樂曲中鋼琴的地位較高），她捉住所有的機會展現她的魅力，而巴倫波英則體貼而充滿愛意地予以扶襯。

可惜她的多發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迫使她不得不中斷演出活動，一九七一年她正式停止演出，並完成她最後的錄音作品：蕭邦與法朗克大提琴奏鳴曲。一九七三年，廿八歲時，在倫敦最後一次公開登臺，在祖賓.梅塔的指揮下，演奏的曲目就是與她淵緣最深的艾爾加大提琴協奏曲，從此因病告別音樂舞臺。杜普蕾一生中擁有三把名琴，其中一把是現代製作師的作品，兩把則是斯特拉迪瓦裡古琴，其中”大衛朵夫琴”如今則為馬友友所有。馬友友曾經說過: “這把大衛朵夫(1712 Davidoff Stradivari )對我而言，他是我演奏過最好的樂器，我真的相信這把琴是有靈魂的，而且也具有想像力。”

1987年10月15日，家庭護士通知我們，傑姬的病情突然加重了。我和皮爾斯立刻開車到倫敦去看她。她得了肺炎，不能說話、吞咽，眼睛也看不見。
之後有一小段時間，我和賈姬獨處。她在打顫，胳膊在床上亂捶，眼珠咕嚕嚕亂轉，耳朵不停抽搐。她的腳跟和肘部都有合宜的墊套保護著防止不斷的摩擦引起疼痛。她身體的每一個部分都在顫動，成了一個劇烈波動著的龐然大物。我只好跟她講話，讓她想起澤西島的氣味，田園詩一樣的天氣，還有溫潤的粉紅色花崗岩。才說了一小會兒，她就漸漸地完全沉靜下來；她睜大眼睛，整個人鬆弛下來，胳膊和手指停止了顫動。驟然間，我和妹妹重又團聚在一起。這是我們之間最扣人心弦的一刻。我只能不停地說話。我不敢停下來。

第二天早上8：30，賈姬告別人世。那天晚上，回家的路是那樣漫長，我們的情感已疲憊枯竭，眼裡盈滿淚水。9：15左右，我總算捱到家，掙扎著從車裡出來，一頭栽進起居室，跌坐到一張扶手椅上。

電視新聞已近尾聲，我依稀聽到氣象預報，緊接著便是一段特別安排的致敬專輯。轉瞬之間，螢幕上出現了平切斯.祖克曼，若澤;路易;加西亞以及祖賓.梅塔，都在為賈姬唱讚歌。我努力集中思想，終於看到了她，我的賈姬，我剛剛永別過的賈姬，此刻卻在我面前的螢幕上栩栩如生。她就在那兒，嬉戲玩鬧，與往常一樣精力充沛，同她的音樂家朋友們一起談笑風生。我覺得自己仿佛當頭挨了一槌。
我不記得那天夜裡是如何上床的，可我記得第二天早上醒來，只覺得仿佛已到了世界末日了。

在電影Jackie and Hilary（《她比煙花寂寞》）中，杜普蕾和巴倫波英有一段對話。
“如果我從此不會拉琴，你還會愛我嗎?”
“不會拉琴，那就不會是你了。”她老公說。

杜普蕾的生活中，最後就只剩下醫師、護士和幾個老朋友。巴倫波英開始是每隔一段時間來探望她，這樣一直持續到他在巴黎另組一個家庭之後，有了新家，回來的機會就更少了，最後只留下她一個人慢慢孤獨的死去。

有文章說，巴倫波英背叛了杜普蕾，至今英國人也沒有原諒他。如果巴倫波英不是一個天才，沒有理想和抱負，也許他就能專心地守在生病的妻子旁邊，一直到妻子離開人世為止吧！

世事總是不盡如人意，上天給予杜普蕾最完美的音樂天賦，又只給她在舞臺上十年的風光歲月，如彗星般的短暫。幸好她成熟得快，這十年間她所留下的音樂記錄，所達成的音樂成就，已經足夠令她不朽，所有跟他合作過的音樂大師都對她讚譽有加。杜普蕾的音樂有一種令人無法抗拒的魔力，充滿內涵，而且還會激發出同台演出者的潛力。Stephen Kovacevich甚至表示，自從杜普蕾退出舞臺後，他再也沒有與任何一位大提琴家合作過，因為「再也無法感受到那種超乎尋常的舞臺魔力，自己也無法奏出與當時一樣充滿活力的音樂。」

建議喜愛杜普蕾的朋友看看她姐姐和弟弟寫的書和根據此書拍的電影. 一位元被音樂扭曲了生活的天才,一位元離不開音樂的天才。儘管書與電影頗遭非議，一些音樂家紛紛駁斥，杜普蕾的生前好友羅斯特羅波維奇、梅紐因、帕爾曼、祖克曼等音樂界名人在影片首映期間公開在英國《泰晤士報》發表聲明指出：“影片中的傑基（杜普蕾的昵稱）決不是我們所瞭解的那個杜普蕾。”而後導演努培（Christopher Nupen）製作了紀錄片《Who Was Jacquline du Pre?》，再次描繪了她的一生。

傅聰談大提琴家杜普蕾：

“杜普蕾16歲時我就認識她了！我與杜普蕾及巴倫博波英都是好友，杜普蕾還是在我家經我介紹而認識巴倫波英的！而我非常喜愛杜普蕾的演奏，她真是最棒的！她的演奏個性太強了，無論誰都能很輕易辨認出她的琴聲。

她用的那把提琴”大衛杜夫”非常好。馬友友拉的那把琴就是杜普蕾身後留下的，但杜普蕾拉琴與馬友友拉琴完全是兩碼事！馬友友又怎能與當年的杜普蕾相比呢！

我在英國看過那部所謂傳記電影"Hilary And Jackie"，感覺太假了，看了讓人憤怒！至少我所認識的杜普蕾一點都不像片中那樣子！在英國同樣講杜普蕾的還有另一部片子，那就好多了，基本合乎事實。”

原始連結
https://youtu.be/bdN55_o8L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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