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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北宋文學家、政治家、思想家和軍事家，擁有「一世之師」、「天下第一流人物」之美譽。他筆下的千古名句蘊含了中華傳統美德精神，啟迪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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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話題選篇（之9）
不畏權勢與不畏群情
（此文初刊於2016年11月17日，當時立法會出現宣誓風波，兩位新當選的年輕議員受到建制派和民主派譴責，社會輿論也幾乎沒有同情支持的聲音。我連續為二人發聲，並寫下這篇文章，說明理據。那些年的不畏群情是我在沒有強權壓制言論自由的情況下，寫評論文章的思想指引。本文收入2019年出版的《往事近事》一書中。）
1980年我訪問了中國老報人徐鑄成（1907-1991）。那年他73歲了。徐鑄成1927年進《大公報》先後任港版編輯主任、桂林版總編、滬版總編。1946年任上海《文匯報》總主筆至1947年5月被國民政府查封。1948年創港版《文匯報》。1949年回大陸，1956年奉毛澤東之命在上海復刊《文匯報》，大鳴大放，隨後被打成右派，當了22年賤民。1979年獲平反後，短期訪問香港。我在訪問中向這位老報人問了一個問題，就是請他比較一下在國民黨時期和共產黨時期所受到因言獲罪的不同經驗。
他說：國民黨對知識分子的迫害是餓肚皮，坐牢甚至殺害，比如封你的報館，但它在精神上沒有辦法凌辱你。報館被封後我回了一趟家鄉，家鄉父老都很尊敬我，我在上海居處的里弄居民見到我都肅然起敬，到處是安慰我的聲音。共產黨時代，一頂右派帽子戴上來，朋友、里弄居民都不敢跟你接近，戶籍警還常來看你，家人除了老妻，包括兒子都對我另眼相看，只差沒有脫離父子關係。這種精神上的凌辱，一想起來就一身冷汗……。
中國自漢以後，儒家的觀念進而成為知識分子的「道」，以後一脈相傳，稱為「道統」。而君主的權力是為「勢」，也稱作「政統」。代表「道統」的儒者，歷代皆以批判統治者的權威為己任，並成為社會與文化方面的領袖。范仲淹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更是知識分子不畏權勢的表率。毛澤東大概深諳此道，於是他以群眾運動配合權勢對知識分子施壓，使他們臣服於掌權者同時畏於群情而甘當文化奴隸。徐鑄成的經歷告訴我們，知識分子可以不畏權勢，那怕寧鳴而死。但知識分子很難不畏群情，在群情洶湧下，紛紛放棄道統，紛紛寫檢討作賤自己。許多著名的、甚至提倡自由思想的知識分子，在中共強權配合群情之下，都守不住忠於自己的堅持。
毛澤東善於運動群眾，群情往往是掌權者挑動起來的。但即使是自發的群情，在多數情況下，也是基於羊群效應。也就是說，多數人沒有經過自己慎密思考，往往只看到一些簡單事實，於是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地呼喚起來。俄國作家契訶夫說過：「公眾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又聰明又愚蠢，又和善又殘酷。它永遠是一群羊，需要牧人和看羊狗；牧人和狗把它領到那兒去，它就永遠跟着走。」
妻子年輕時追隨共產黨，曾相信「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在文革時看到她曾經非常愛護而又贏得尊敬的學生們，忽然群起造反，批判她施行「資產階級的母愛教育」。她於是從此認識到群眾即是群氓。
我既不想也沒有資格當牧人或看羊狗。但自從訪問徐鑄成以後，我就把「不畏群情」列為知識分子「不畏權勢」之外的重要準則，而且是更重要和更難堅持的準則。尤其是見到為對抗強權而遭到「一沉百踩」的弱勢者，我幾乎是無可救藥地會站在他們一邊。
宋朝社會風氣為何變壞 ｜ 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從755年唐朝的「安史之亂」起，到960年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宋王朝止，有二百餘年的時間，在當時中國的這片土地上，都是軍閥混戰，政權如走馬觀燈一樣變幻莫測。一些無德無識的膽大無恥之徒，憑藉燒殺搶掠，便可稱霸一方，甚至當上皇帝，號令天下。在那樣的政治條件下，禮義廉恥掃地，社會風氣大壞。
趙匡胤是從後周的孤兒寡母手中奪得的天下，其方式同此前五代十國那些帝王用陰謀手段搶權，並無多大區別。奪取政權後，如果也是繼續不顧社會風氣的淨化、整頓，那麼趙宋王朝，也只會是一個稍縱即逝的短命小王朝。
趙匡胤同此前的那些軍人政權最大的不同就在於他用歷史的眼光審視了形勢，在奪取政權後，立刻實行以儒治國，狠抓了社會風氣的淨化。
趙匡胤對後周的皇室，不予殺戮，以禮相待；對後周肯於投降的大臣，如宰相范質、王溥等，繼續原職留任。對於曾起兵反抗宋軍後周將領，如汴京衛戍副司令韓通，雖在戰鬥中被宋軍所殺，卻並不敵視，反而褒獎其忠勇。
趙匡胤為防武人和功臣專權，並未像有的王朝那樣，建國之後大殺功臣，而是用和平的方法，搞了「杯酒釋兵權」，然後以鍛煉軍隊刻苦善戰的名義，讓軍官經常調動，使兵不識將，將不專其兵，並用文臣知州，「重文抑武」。
趙匡胤還留下嚴懲貪墨之官和不殺言事之官的「祖訓」。
趙匡胤這所有的「祖宗之法」，都是針對唐末五代十國以來二百餘年社會風氣大壞而發的。宋朝初年很快就出現了廉恥相尚的好風氣。在第三代皇帝宋真宗和第四代皇帝宋仁宗時，朝野上下讀書成風，忠於職守成風，講真話成風。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等一大批直言敢諫之士，得到重用。從而使趙宋王朝出現了百年太平的政治形勢。
「天下太平」的形勢，使朝野上下滋生一種思想認識：「祖宗之法」是「良制美法」，因而是永遠不可更改的。其實，了解歷史的人都明白：世上哪有永遠不可更改之法？
「祖宗之法」在趙宋王朝的初年，即太祖、太宗時期，確實發揮了治國安民的良好效用，但是，到了真、仁、英、神、哲、徽、欽，以及金兵入主中原，南宋偏安一隅之後，隨著政治、經濟、軍事形勢的變化，再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就僵化了，就要四處碰壁了。
事實上，到了宋仁宗（第四任皇帝）掌政時，全國性的社會風氣就已悄悄地產生了許多弊端了。「重文抑武」的國策，大大弱化了軍隊的戰鬥力，面對西北邊境強大起來的西夏、契丹以及後來的金人武裝進攻，屢打敗仗。由於姑息政策的演化，到真宗（第三任皇帝）時，對貪官就一個不殺了。
由於官僚機構疊床架屋，任職而不干事的官員越來越多，只靠熬年頭，文官三年，武官五年，便可提職提薪，高官們還有「恩蔭」的特權，其子孫不用任何條件，就可得官位。政以賄成，十官九貪已見怪不怪。「冗官」、「冗費」、「冗兵」的「三冗」現像出現了，到仁宗（第四任皇帝）寶元元年（1038）「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宋史•蘇舜欽傳》）。
社會風氣大不如宋朝初年了，人民聚眾起義也開始一夥接一夥了。
在這種形勢下，仁宗把志在改革的范仲淹召進朝廷，任參知政事（副宰相），改革弊政。但是遭到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頑強反抗，他們先是誣衊改革派為「朋黨」，繼而造謠說范仲淹等要廢掉仁宗皇帝。於是仁宗皇帝一改支持「新政」的態度，范仲淹等受到政治清算。
仁宗皇帝這一反覆，大壞了官場風氣。
又過了三十年，即當趙宋王朝立國１１０年那年（宋神宗熙寧二年），銳意變法的王安石被任為參知政事，社會上傳出「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卹，祖宗之法不足守」之言，稱「三不足」。「三不足」是否為王安石親口說出，尚無證考核，但是，它反映了一種改革的呼聲。
王安石的銳意變法，反映了那一時代的主流思潮。但是，他沒有「摸著石頭過河」，且主要目的是為扭轉國家財政的危機，一系列變法內容對普通百姓沒有好處，還有「擾民」之嫌，所以一些持重穩健的官員，多不肯同他合作。於是，王安石任用了以呂惠卿為代表的急於當官而不擇手段的年輕人到政府各部門出任要職，王安石這一破格提拔年輕人的做法，給一些德行不好、投機取巧之徒開了方便之門。於是，社會大行鑽營投機之風。事情發展到登峰造極的是王安石最為倚仗的、視為可靠的接班人呂惠卿，在自覺翅膀硬了之後，向神宗皇帝誣告王安石有反叛之心。王安石親自嚐到了他所重用的人帶來的苦果。儘管王安石在後來認識到了呂惠卿是無恥小人，但是十幾年以來，這種激進的變法和對於鑽營之徒的提拔重用，已使社會風氣大壞。這是王安石始料未及的。
王安石下台，司馬光上台執政。
司馬光本來是一個穩健之人。但是，他執政時已風燭殘年（只執政18個月就死在任上），急於想把王安石變法來個「一風吹」，於是又給投機之徒造成了機會。奸臣蔡京瞧準這一機會，在他所管轄的開封府，只用半個月就把王安石變法全廢掉了。王安石的變法並非全不好，蔡京這樣不分青紅皂白，莽撞行事，也是擾民之事。司馬光卻大大表揚了蔡京。可是，就是這個執行司馬光政策的急先鋒，司馬光一去世，他立即來了一個急轉彎，把司馬光等人打成了反革命（所謂「元祐黨」）。
蔡京比呂惠卿更壞，他給社會風氣的污染也更甚。宋徽宗上台後，蔡京投皇帝所好，在江南的蘇杭一帶搜求古董奇石，運往汴京，稱「花石綱」。「花石綱」把皇帝引向不務正業，把百姓搞得傾家蕩產。蔡京大搞宗派，任人唯親，奢侈腐化，貪污納賄，無所不用其極，使本來已經江山不穩的趙宋王朝，雪上加霜。
宋朝末年，統治階級內部黨爭頻起，貪官肆無忌憚，皇帝不務正業，毫無危機感。百姓走投無路，起義反抗此伏彼起。社會風氣完全壞了。金兵的鐵蹄，把趙宋王室趕到江南。但是，宋高宗出於一己之私，害怕被金兵掠而北去的徽宗、欽宗回來爭奪皇位，竟重用當了金兵俘虜，又被派回來做奸細的秦檜。秦檜以「莫須有」之罪，殺了抗金大將岳飛父子。朝野上下，一片恐怖。忠奸不分，好人壞人顛倒。南宋王朝一開始就作胎不正，可知以後了。
對於趙宋王朝的社會風氣由好變壞，生當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大詩人陸游，曾寫過一首五言詩《歲暮感懷》：「在昔祖宗時，風俗極粹美。人材兼南北，議論忘彼此。誰令各植黨，更僕而迭起。中更金源禍，此風猶未已。倘築太平基，請自厚俗始。」
陸游是當世人，又是當事人。他認為：用人唯賢（人材兼南北），言論開放（議論忘彼此），是風俗粹美的表現；結黨營私（誰令各植黨）是風俗敗壞的表現。最後，他以切實感受大聲疾呼：要想天下太平，應以淳厚社會風氣開始。
限於一首短詩，論述不可能全面。但他的結論「倘築太平基，請自厚俗始」，則是十分正確的。
綜上所述，可以得到如下一些認識：
一、社會風氣的好壞，或由壞變好、或由好變壞，最根本的原因是最高當政者能否從歷史吸取教訓，從社會實際出發，制定好的方針政策。
二、世界上沒有永遠不變的良制美法，形勢變了，法律制度也要相應的改革。
三、改革，是治國安民的永恆主題。改革不可急躁冒進，要摸著石頭過河。
四、改革首先要考慮給百姓是否帶來利益，而不能脫離百姓、只追求所謂的「國富」。
五、用人問題，從來都是當政者成功與失敗的關鍵問題。要特別警惕反覆小人的投機取巧。
以上幾個問題處理得好，社會風氣就會淳化起來；處理不當，社會風氣就會越變越壞。
宋朝社會風氣由好變壞，乃至亡國，給後世的教訓是極其深刻的。
（原文刊載於《歷史學家茶座》總第十八期，作者：宋衍申）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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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周敦頤與張橫渠—宋代新儒學的揭幕
北宋承五代十國篡奪風氣，宋太祖決定重文輕武，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范仲淹、歐陽修、胡瑗、孫復、石介等振興了「反佛歸儒」的新學風，到了北宋元祐、熙寧之際，周敦頤的濂學、張載的關學、二程的洛學、邵康節的象數學、乃至王安石的新學同時並興。由於二程的聲望關係，特意抬許周敦頤、張載，蔚為兩宋儒家思想的主流，後稱之為「新儒家」，以別於先秦儒家。
周敦頤是以中庸的「誠」結合易傳來說道德本源，其中《通書》是他的主要思想：「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閒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他是以本體論及宇宙論來論說聖人境界；張載同樣對形上學有興趣，《正蒙．太和篇》：「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透過天道生化來描繪人的道德本性，所以這時期的儒學被稱為「天道性命相貫通。」
講者：陶國璋（中文大學哲學系客座助理教授）、吳啟超（中文大學哲學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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