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網友 Duncan Ni 拍攝分享家裡收藏近一甲子的《梁山伯與祝英台》黃梅調歌劇全部對白及插曲音樂帶對照本(非賣品),我想這裡應該每個人都能夠哼上幾句吧!
1963年4月24日,香港邵氏公司出品、李翰祥導演、凌波與樂蒂主演的黃梅調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台北市中國、遠東、國都3家戲院聯映。
原定映期只有兩週,豈知觀眾湧如海潮,每天戲院一開門,影迷便蜂擁而至,導致映期一延再延;癡心影迷連看數十遍的比比皆是,超過百遍的也大有人在。
《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台首映創下連映兩個多月、超過72萬觀影人次、新台幣八百多萬元票房的空前紀錄,從此「梁兄哥」成為凌波一輩子最響亮與驕傲的稱呼。
可惜的是,飾演祝英台的樂蒂於1968年因心臟病發去世,享年僅31歲。
自1963年《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台灣上映造成轟動之後,更在台灣重映多次,當時據說邵氏在台灣的票房只要一吃緊就會推出此片「救市」;前四次在台公映的年份,分別是1963年、1969年、1979年,和1982年。
1963年《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台放映場次總計930場,觀眾達72萬2千人,總營收為840萬元,打破歷年來所有中外影片的票房記錄。而這個記錄維持了21年,直到1984年才被成龍的《A計劃》超越。
但是仔細分析,當年《梁祝》的全票價才16元,而《A計劃》的全票價是70元,另外《梁祝》上映時台北仍是省轄市,人口不滿80萬,售票數佔人口的九成;而《A計劃》的票房數字涵蓋當年隸屬於台北縣的士林、北投、景美,以及永和、中和、板橋、三重、新莊等地,總人口超350萬元,售票數只佔人口數的三成而已。如果以此推算,《A計劃》並未真的打破《梁祝》的記錄。
特別一提,當時若非接映的片商擬以「違約」控告戲院來逼其讓出檔期,《梁祝》絕對還可以繼續演下去,而其創下的票房絕對不止這個數字。
1963年,當凌波確定成為香港邵氏公司代表團一員,來台參加金馬獎相關活動時,影迷們滿心期待,政府相關單位則是嚴陣以待。
1963年10月30日上午,一架國泰班機從香港飛抵台北松山機場,凌波在邵氏代表團團長鄒文懷的陪伴下,款款步出機艙。這是凌波第一次到台灣來,從她下機那一刻開始,整個台北脫離了原本的生活常軌,影迷陷入極度瘋狂中,台北成為香港傳媒眼中的狂人城,凌波與她的影迷們快樂經歷了一場有史以來最美麗的暴動。
新聞局原本特別商借一輛奶油色敞篷車安排凌波遊街,但下機後的凌波完全被人群推擠著,敞篷車被影迷包圍無法動彈,接待單位最後只能勉強護送凌波登上一輛警車才得以從機場脫困。有趣的是,這警車上有三個剛被逮捕的扒手,意外的與「梁兄哥」同車,可以想見他們日後說起這段插曲不知有多得意,又不知讓多少波迷扼腕嫉妒。
當時有無數影迷守候在松山機場與凌波原本要遊行的幾條道路,但機場的混亂讓接待單位不得不取消凌波的市區遊行,而讓她直接趕到婦聯總會,與參加金馬獎的女星們會合,一同晉見蔣夫人之後,再驅車前往台北賓館參加記者會。沒想到媒體也擠爆會場,於是,記者會的場面和機場一樣,在混亂中結束。
來台首日,遊行計劃被迫取消,枯候多時的波迷們失望不已,凌波於是決定在第二天上午完成遊行答謝影迷,台北市頓時再度陷入瘋狂;凌波由十幾個壯漢護持站在花車上,面帶微笑不停的向熱烈的影迷們揮手致意,花車的前面掛著「謝謝各位」的牌子,前後有警車護衛,還出動7、8百名憲警人員維持秩序。圍觀遊行的群眾據說多達18萬人,沿途萬人空巷,場面壯觀,30多公里的遊行路線,花了1個小時又15分鐘才走完。
凌波此行最後的活動是參加10月31日晚間的第二屆金馬獎,《梁山伯與祝英台》如此轟動,凌波如此受到歡迎,金馬獎的評審卻左思右想,不知該頒給反串的凌波男主角獎還是女主角獎,後來頒了一個「最佳演員特別獎」給凌波,實至名歸,皆大歡喜。
凌波旋風來台50個小時,挑動萬千影迷的狂熱之心,掀起空前的追星熱潮,著實值得在台北市娛樂史上記上一筆。
最後,讓我們來看當年《聯合報》一篇仔細描寫凌波在金馬獎領獎過程的報導吧!
1963年11月1日《聯合報》第8版
凌波領獎記
她說要把同胞熱情帶回香港!
【本報訊】凌波昨天穿了一件湖藍色的旗袍,打扮得素潔可愛,出席金馬獎頒獎典禮,她是最後一個出場的人,當她亮相時,觀眾先是凝息,接著是一片掌聲,吆喝聲!歡笑聲。
凌波的魅力使她所到之處為之風靡。昨天領獎時,她才能算親近地安閒地和觀眾們接觸,台上沒有治安人員保護她,凌波笑容裡除掉了那種緊張勁。如果說凌波昨天遊行時的表情像是在梁祝中唱「十八相送」,則在典禮上就唱「訪英台」了!
台下的人曾品評凌波,認為她並不是最漂亮,因為坐在她身邊的張美瑤看起來比她更明媚;但是凌波有一種獨特的氣韻,她那種稚氣的笑和眼角的春風,使她產生一種可愛的力量,而且,她如今已經成了偶像,使大家(尤其是大小姐們)對她有一種無法抗拒的欣賞。
凌波的一雙秀眸,坐在台下大部分的時間是看著自己的鞋子,因為她一抬頭,就會碰到台下「渴慕」的眼光!她有時候跟鄒文懷接耳交談,好像是在商量什麼事,有時候坐在他對面的李翰祥也會和她四目相投,但凌波總是把頭低下來。
凌波始終坐在台上右邊第一排第四把交椅上(第一把是龍芳,第二把張茜西,第三把鄒文懷)站起來走到台中央領獎時,台下又轟動了起來,替她傳遞獎品的幾位小姐在台上也兩眼發直。
凌波接受訪問,丁秉燧叫了她一聲梁兄哥,凌波朝觀眾一鞠躬,台下不少女性觀眾高興得口都合不攏來,凌波首先說她回國有四大目的,一是為總統祝壽,二是向三軍致敬,三是領金馬獎,四是跟熱情的影友們見面,台下已是一片掌聲。
談到凌波演梁山伯是根據什麼經驗去演男人,凌波說原不知男人該怎麼演,但接劇本之後,用心研究梁兄哥的性格和他的歷史背景,又看了許多古裝片先進們的表演,再加上導演和許多工作人員的幫助,所以才有勇氣演梁山伯。凌波並且謙虛地說:「我自已知道得太少了!」
問她在「梁祝」中演個純粹的男人,而在「花木蘭」裡又演個女扮男裝的女人,這二種人演起來有何不同?這個問題倒把凌波難住了,她笑著說:「在『梁祝』中我盡量演得像個男人,在『花』片中就半男半女吧!」在笑聲中,丁秉燧又幽了一默說:「凌波小姐,但願妳不要整天想怎樣學做男人,小心精神分裂!」
凌波對她這兩天馬不停蹄的辛勞,一點也不感覺累,她說:「我祇覺得時間過得太快了,上午遊行遊了一個多鐘頭,好像一會兒就完了!」丁秉燧說她是度過了「最短的一日」,台下又是一片掌聲。
談到這兩天她的感想,凌波說我覺得我常常走路都是兩腳踏空的,因在人群中我不得不被保護我的先生們挾著跟人奪路,我有時候放下腳去踩的都是別人的腳,所以不敢腳踏實地……。」因此丁秉燧又替凌波取了個外號叫「凌空!」
談到嗜好,凌波說她頂喜歡吃西瓜;司儀警告她,如果凌波說自己喜歡吃牛肉乾,「今天晚上準有二噸牛肉乾送給妳,明天市場上牛肉乾要缺貨。」台上台下都為之哈哈大笑!
最後凌波很誠懇的說了一段話,她說「我帶回香港的紀念品是祖國同胞對我愛護的熱情!」 大家對凌波滿足了,也更增加了對她的愛護。(記者:鳳磐)
梁山伯與 祝 英台 感想 在 映畫・札記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近日在讀《毋甘願的電影史: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很欣賞此書整理台語電影的用心,然而某些史觀、對電影史的論說上,我還是不太認同的。這幾天大概也會再發帖談談。
然而讀到中間,讀到邵氏《梁山伯與祝英台》橫掃台灣票房之事,看到下引的有趣討論:一部賣座影片,如何被正反兩方面論說,一方如何將《梁祝》與「本國電影發展」作連結、而另一邊則從藝術及其他角度提出異議。讀起來可似曾相識?電影不會因為大眾喜愛就能逃開公眾的審視。而評論形式以至工業背景,當年的評論者「姿態」可謂更加銳利。
另一方面,我所想的是「評論」之載體。《梁祝》當時的「論戰」(姑且稱之),都是在報章雜誌中發生。《毋》書中時有提到台語片缺乏關注,亦因為台語電影工業的可見度不大——因為真正的台語書寫、又或是以本省文化本位作報導宣傳的媒體,在當時國民黨戒嚴時代的台灣根本絕無僅有。各大國語(外省)報章自然更加關心國府本位的消息。
然而時至今日,如影友謂已經進入一個「一人一平台」的世代,即使是租網域等等都是相對容易負擔的。作為一個「評論」者,挑戰除了在於組織觀點,也在選擇平台。自平台最自主但要極用心經營;寄居(有酬或無酬)平台又要慎選文章定位;不以文字,尚可錄音拍片,更似是將來趨勢。
但我自己覺得評論之為創作,都是創作者自身的存在與聲音,一如其他媒介的創作。為甚麼要寫、為甚麼要表達、為甚麼要如此上心捍衛自己的觀點?因為,我們都想被聽見、我們都想自己的聲音有人認同。既然如此,何不更努力與異見碰撞,令自己被看見/被聽見?
引文如下:
//《梁祝》上映,在這場「中西文化論戰」與李敖對陣的徐復觀和薩孟武等兩位學者,就先後投書頌揚《梁祝》。徐復觀寫道,《梁祝》「『起用』了民間故事,並把民間的黃梅調融入到裡面去,已是中國藝術的一大發現」,這表示「中國電影,快從『上海衖堂文化』中、『香港騎樓文化』中解放出來,以面向故國山河的本來面目」;薩孟武更引用多位大學教授的評語背書,表示自己雖然「中國電影只看過三次」,仍頌揚「本片是中國第一部好電影」。薩孟武說,他和他知識界的友人們認為,《梁祝》之所以能轟動臺北,「大率因為我們居留臺灣之人尚有強烈的民族意義,不以外國月亮比中國月亮圓的緣故。」
⋯⋯
不過,翻閱當年報導,這種一味頌揚的論調,其實也引來不少反彈。《徵信新聞》就有社論談到,「人們為了想念故園景物,為了重溫美麗的記憶而熱愛這張片子,這一份感情是神聖的。但我們因熱愛自己的風物,而賦予它以溢美的評價則大可不必。」影評人黃仁更尖銳地回應徐復觀:有關戲曲形式的電影,「在臺語片中早已不新鮮,其中也有不乏使人流淚而頗賣錢的片子。只是臺語片所花的資本不及《梁祝》的二十分之一。」他同意《梁祝》電影的賣座「正是民族意識的最高表現」,但觀眾因偏愛而不計較,「並不等於片子的成就十全十美。」黃仁批評《梁祝》毫無電影感,看《梁祝》好比是在「看銀幕上的地方戲」,更嚴詞質問:「當各國影業多已進步到高度運用映像藝術的今日,我們卻退回舞臺去,算是電影藝術的進步嗎?」
此外,也有人投書指出《梁祝》的輿論評價兩極,自己「不知是因所抱的希望過高,還是心理欠敏感?想不到直等片子完了,竟未被激動出淚來,看看左右也未見什麼人擦眼淚的」,認為「《梁祝》一片,在國片中確是水準以上之作,不過就電影藝術論,絕不如某名教授認為的那樣,竟是壓倒世界一切名片的『冠軍王片』」,暗貶投書影評的薩孟武先生,「如要形諸文字,又非真正的行家,還是以去寫社會學科的論文為宜,千萬不要將這件事也扯到中西文化論戰上去了。」//
(圖為《梁山伯與祝英台》在港公映時於《華僑日報》之全版廣告。根據《毋》書引《聯合報》當時報導,《梁祝》在港賣座不理想,令邵氏一度考慮改變製片方針,直至在台灣大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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