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東 吳 政治系 評價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張亞中教授終於取得他前所未有的聲量高度。

我在17年前，進台大政治系研究所的第一個學期，就修習張亞中教的兩岸政策專題。

當時他剛來台大任教不久，但相對於一般學術研究，他對「提出政治解方」更有興趣。當代學術體制下，其實並不鼓勵學者「提出解方」，能發表在期刊上的研究，多半是「以分析某個現象來與某理論對話」。

所以張亞中的課程，比較像是一個個的 pitch meeting，就是他對不同的人，發表他的「統一方法論」，針對他的「統一方法」，在對一群初入政治學領域的學子、學人，一次又一次地發表，在學子與他的對話、思辨中，他辯解、捍衛自己的「統一方法」。

當時，在課程評價上，有學長形容張亞中的課，「可以激起人對學術的熱情」，不知道那位學長的意思，是說張亞中的學術做得很扎實，所以讓人很嚮往，還是說，張亞中的學術做得不太到位，所以讓人有「你這樣都能拿到博士還在台大取得教職，那我一定更可以」的感嘆。我不確定，也沒定論。

在上課的時候，他喜歡的用詞是「駁倒」。

也就是，任何質疑他的言論，他都是以「駁倒」為目的。

他喜歡說，他把他的「兩岸統合論」的某個章節，拿去「大陸」某單位發表，有誰來對他提出質疑，他就以某某主張、範例「駁倒」對方。

他也很喜歡講「解決」。

就是，「你對我的主張所想到的可能質疑，我都已經想到了，而且我也想到一個你肯定能接受的論點，來駁斥你，你也一定會同意我，所以，你覺得我可能有的問題，我早已經解決了」。

如果這時候，對方還是無法接受他所謂的「解決」，他就會勸人「不要陷入我執」。

但也顯示，他真的相信「說服」這件事情，他似乎覺得，只要他能「說服」兩岸的領導人，這個統一大業，就能成了。

這在政治上，是個非常可愛，甚至天真的前提。

但其實他也從不諱言，他來台大教書，就是要把他的主張發揚光大，他要發起運動，他要影響政策，兩岸之所以沒有和平統一，就是因為大家都沒認真聽他講的話。

至於他為什麼可以在台大教書？只能說，在台大政治系，除了吳乃德、吳叡人這種學者不能進來教書以外，anything can happen。

所以他進台大沒多久，就開始發起反（台灣對美）軍購，後來也參加了任務型國大選舉、擔任洪秀柱主席的策士，在真的很關心政治的圈子裡，他似乎總是存在，但並沒有真的踏入到比較核心的政黨政策圈。

2005-2015，這段時間的張亞中，似乎在偏藍偏紅的世界很活躍，往返兩岸之間，也非常頻繁，但卻又不太受到國民黨的青睞。

我猜，他的明統立場，相對於馬英九與國民黨的暗統立場而言，不甚方便。

※

國民黨的暗統立場，是有明確路徑的。

想像一群人走到一條三岔路，其中有人往半空中，丟一根樹枝，掉下來的樹枝指向其中一條路，眾人於是就往這條路走。那根樹枝上，歪歪斜斜地寫著「九二共識」四個字。

這條路，雖然不是對的路，不是好的路，是一條我會起身反對的路，不過，他們相信是條路，而且，當時，很多人在走。

但是這條「九二共識暗統」路，卻在馬英九總統後期，沿路一起走的人越來越少，跟著一起走的台灣人發現，不太對勁，你不是說大家都會發財嗎？怎麼只有兩岸權貴在賺飽飽？怎麼那些台商紛紛把生意收起來逃跑了？

直到2019年初，习近平直接把這條路封死，「九二共識，此路不通」。

這時候的國民黨，已經在台灣的中央政治場域裡，在野了幾年，（雖然地方不受到太大的影響，國民黨取得地方議會多數，仍然輕而易舉），但在論述能力上，在整體的國家路線上，似乎並沒有任何檢討、改變。

面對美中新冷戰、全球疫情、東亞印太地緣政治新局，這些可以說是改變整個人類歷史的新趨勢，他們並沒有拿出新的論述、新的對策。

他們仍然在用十五年前的老路「九二共識」，這曾經在當年選舉中，像是魔咒一樣幫助馬英九當選總統大位的四字真言，雖然已經此路不通，已經法力盡失，但他們樂此不疲。

但，他們真正的危機，還不是九二共識，而是「只談下一場選舉」的問題。

※

國民黨人喜歡譏諷民進黨人，或是廣義的獨派說，「有種你就宣佈獨立啊」。

如果你在烤肉，你還在生火，有人在一旁說，「有種你就把肉放到烤架上啊！」

火還沒生起來，你把一塊生肉放到架上，肉也不會熟，你急什麼？要不就去幫我生火，要不就到一邊烘乾，你一直講，肉也不會比較快熟，而且，你是要跟我一起烤肉的同伴嗎？

但其實，這也表示，大家都知道，民進黨是要台獨的，也許不是現在宣佈獨立，但大家都有看到我們正在生火，而且火種燒得不錯旺，等炭再紅一點，也許可以放一塊肉來烤烤看。

我講明了我要烤肉，大家也知道我要烤肉，所以現階段重點只是，盡量排除生火的阻礙，盡快開始烤肉。

同伴們，可以幫準備飲料、甜點、切菜、備肉、備蝦，甚至準備一些我們沒想到要烤的好吃食物。

只在一旁唉唉叫都不出力，時候到了又搶著吃的人，也是有，不過，這種人永遠都存在。

※

好，國民黨的問題都不是這些。

國民黨的問題是，當民進黨要的是穩健台獨，那國民黨呢？

他無法說出自己要幹嘛。

這次國民黨黨主席選舉，除了張亞中以外，剩下的人，都在講「要贏得下場選舉」。

原本大家以為是朱立倫、江啓臣，半斤與八兩的世紀對決，沒想到，殺出了個張亞中，讓一切亂了套。

朱江的主張，是贏得下一場選舉。這乍聽之下，沒什麼問題，但是，贏了選舉以後，要幹嘛？

國民黨為什麼在野？國民黨在大型選舉中，不被青睞的原因是什麼？

韓流現象是利還是弊？

國民黨自己沒有了如「1998，沒有眼袋的馬英九」這樣的超級巨星，荒謬的政策立場經不起考驗，蜀中無大將，權力真空。

在「要贏得下場選舉」的朱江之外，卻有個人出來說「我不只要贏得下場選舉，我更要贏得兩岸中國人的千秋萬世」，這對青春期就灌注滿滿的中國人認同的中老年中華民國人來說，爆發力十足。

上面那句「千秋萬世」不是張亞中的話語，是我這陣子聽張亞中眾多訪談、辯論的感想。

張亞中這麼多年來，終於得到了他要的政治影響力，在國民黨黨主席選舉中呼風喚雨，這是他最接近權力核心的一次。他大概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從一個統派軍師，變成了可能的統派統帥。

與那些黨幹部不同的是，張亞中真的相信自己是中國人，他是個60年代國民黨教育下的好學生，他真的信了那一套東西。

※

「北京能接受嗎？」

國民黨主席辯論與相關討論裡，他們最常彼此質疑的一句話就是，「你這樣主張，北京能接受嗎？」

華盛頓能接受嗎？東京能接受嗎？華沙能接受嗎？布魯塞爾能接受嗎？孟買能接受嗎？

這些問題，在民進黨的主席選舉辯論裡，不會出現。

因為要當台灣這個國家的政黨主席，最重要，也唯一重要的問題，只有「台灣人民能接受嗎？」

不過，在國民黨主席的選舉裡，北京能不能接受，很重要。他們為什麼不是在北京辯論，也是很奇妙。

總之，不論是張亞中或是朱江，都在競相表示，自己的主張，北京最喜歡。

所以北京到底喜歡什麼？ 我不知道，沒人知道，也許北京自己也很緊張。

我們只能說，目前已知，北京所喜歡的東西，分別是马云的錢、新疆的血，與香港的死。

這幾件事情，這些爭取北京喜歡的人，不論是張亞中、朱立倫、江啟臣，都不約而同地，沒說。

※

其實過去這段期間，我不乏讀到一些國民黨內部的青年世代的書寫，主張，就是「國民黨要在論述上，揚棄九二共識，真正本土化」。

他們對現狀的掌握、民意的理解、局勢的發展、政治的判斷，都頗有見地。

雖然我不同意，但是是我可以文明地對話的對象。

只可惜，這樣的聲音，不是來自國民黨的民代、政治人物，而是苦無出頭機會的青年幕僚。

並且這樣的聲音，他們光是講出來，就要遭受到來自自己黨內的無情攻擊。

※

張亞中在上節目受訪時，不斷反問，到底為什麼要指控「張亞中當選黨主席，國民黨會分裂」？

國民黨人，始終沒人敢回答張亞中這個問題，其實我可以回答。

國民黨裡面有很多「沒有真正統派信仰的本土派」，而且為數不少。

這些人表面上跟你講九二共識，但實際上，他們能撈則撈，能混則混，今天身為國民黨員，純粹巧合而已。這個問題，別的政黨也有。有些人是民進黨籍、民眾黨籍，也只是巧合而已。

堅壁清野的統派路線，雖然不至於讓國民黨分裂，但如果國民黨沒有讓追隨的幹部有分得到好處的感覺，有些人會跟不上來。應該是很多人都會跟不上來。

然後，他們就不小心跟著另一個邏輯前後不搭，但說話很大聲，優質電視台每天固定至少給他一則新聞的政治人物去了。

對國民黨幹部來說，唏哩呼嚕的講一些「兩岸和平」、「溫和對話」，但又不講明到底要幹嘛，這才是維繫住他們大家的共同利益。

而且，國民黨裡依靠「李登輝路線」而起的人，比比皆是，台灣各地方的議長、副議長、議員、前市長、前立委，現任縣市長、現任立委，幾乎無一倖免都是在李登輝當國民黨主席、總統的期間，釋放機會、提名、提拔、扶持起來的人物與其後代。

歷史無法一刀切割，尤其是國民黨的「結構」，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嘴巴上可以罵李登輝，但若要真的追殺李登輝的「餘孽」，恐怕現在國民黨在國會、地方議會、里長，甚至宮廟裡的理事，都要被點名批鬥，掃地出門。

他們擔心的是這個，他們搶救的也是這個。

國民黨這個影響台灣至深至遠的百年老店，現在面臨的問題是，他們到底該放眼「下一場選舉」還是「兩岸中國人的千秋萬世」？

※

這些問題，雖然內容不同，但就概念上來說，國民黨有，民進黨或多或少，也有。

所以，我一個民進黨人看待這場國民黨主席選舉，不論結果如何，我並不幸災樂禍，也不見獵心喜。

只以此提醒關心台灣的朋友們，面對這些議題，我們要屏息關注，面對這些政黨發展的問題，戒之慎之。

※

基隆市議員 張之豪

【#文章推薦】吳國光教授：文化中國的終結——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余英時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

不少朋友在圈內分享這篇文章，來自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吳國光在余英時教授追思會的分享。吳教授同樣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這分享對海外華人花果飄零的心情，非常寫實。

//余先生走了，我聽到這個消息，感覺一種無底無涯的大悲哀。

為什麼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有一些個人的因素。我也是在普林斯頓讀書。事實上，在博士專案入學的同時，我也接到 了余先生的邀請，加入中國學社，當時我選擇了去讀學位，因此我並不是中國學社的成員 ，參加的主要是學社的聯誼活動。我在政治系讀書，余先生是在歷史系和東亞系，作為學生，學業又非常繁忙，鮮有機會親炙余先生學術上的教導。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之後 ，有機會和余先生做比較多的接觸。以後也一直得到他的關心和幫助。去年余先生還抱病為我一位朋友的書寫序言，對我們在八十年代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和今天去啟動這段回憶的努力，給予很高的評價……。

但這些都不是我大悲哀的主要原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我的感覺是：余先生去世標誌著文化中國的終結。 中國本土這一百年來不斷在經歷文化的禍亂，到今天，我大膽一點講：中國文化在中國本土已經滅亡。毛的革命，借助他對西方思想的一知半解，特別是借助俄國的東西，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從1949年到1976年，特別是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是他禍亂中國文化的高峰。他用假神（就是他自己）來毀滅中國人的人性，他用暴力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

之後就是從鄧小平的1989年一直到現在的再次毀滅。這次和毛用假神來毀滅人性的不同在於，它是調動人的動物性、獸性（其實我用「動物性」「獸性」這個詞時在心裡是不忍的，動物可能都比中國現在的基本人性要高尚些。我就沿用這個習慣說法，大家應該明白其中的意思） 或者叫劣根性，或者借用孔子的說法，就是最原始的食色之性，就是褲腰帶以上的胃和褲腰帶以下的那個玄機啊，用這個東西來腐化中國的人文文化。在經歷了這兩輪大劫之後，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可以稱之為文明和文化的東西呢？文字已經敗壞到什麼地步！文學還有什麼愉悅和提高人的靈魂、訴諸人的精神的產品？還有教育的敗壞，這些都不必去講了。不僅是毛時代的鎮壓，還有鄧時代的腐化，現在是鎮壓加腐化 。這就是文化在中國本土的百年禍亂與滅亡。

余先生在1949年後很快就離開了中國，為什麼他仍然具有對中國文化的這樣的象徵意義呢？

我認為，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不僅存在於政治中心，也不僅存在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和本土的中國。當年陳寅恪先生輓王觀堂（王國維）先生詩裡講：「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自天。」堯舜一般被稱為盛世，當然在這裡是諷刺，什麼盛世啊，什麼世道啊！我要講的是第二句：「去作夷齊各自天」。伯夷和叔齊在那個古老的時代，是離開權力中心去保存氣節保存道德保存文化傳統的例子。也就是說「流亡」是中國文化本來就有的保存文化精義的一種方式，不是今天才有的。余先生是1949年毛革命流亡的那批中國知識人。

1989年 ，由於我們這一批勉強稱得上知識人的人的流亡，余先生又在照顧、引導、教育我們這一代知識人中發揮了最大的作用。他本人就是兩代流亡者的象徵。余先生在海外保存和弘揚了中國的文化。他弘揚的東西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國傳統對一個人最高的評價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余先生立言是不用講了，作為一個學術的大家，他的著作擺在那裡。那麼立功呢，我個人的看法，他在海外建造了一個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中心。包括他對中國學社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投入，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具體作為 ，他對包括我們這些人的幫助和教誨，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小故事。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並不是說離開了中國，就沒有中國文化了。這就是大家經常引的余先生的那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中國的存在是以文化傳承為特點的，不是以皇權傳承為特點的 。皇帝可以是蒙古 人，可以是滿族人，也可以是史達林的信徒，但是文化中國在，中國就還在；文化是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的。

這是余先生立功的這一層，就是在海外、在流亡當中為文化中國建造一個精神中心。

立德，我想余先生為1949年迄今中國的讀書人樹立了道德的標杆和典範。我們知道傳統 上 中國的道德行為規範，中國的文化規則是由「士」來傳承的，「士」因此也是中國普通人的道德典範和道德標杆。余先生更是「士」的道德典範。 這個「德」，特別是在中國文化百年來不斷被毀滅，乃至走向滅亡的過程中，尤其顯得不尋常。也許本來中國傳統當中每一個值得頌揚的中國讀書人都是余先生這種風格，都是余先生這種高風亮節，但是，中國文化在余先生這一代人已經走入末世，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我認為就已經滅亡了。余先生是在這樣一個時代樹立了這樣一個道德標杆 ，他是中國知識人的典範。所以，在余先生他走了的時候 ，對中國文化終結了的象徵意義是很強的。

我還想講第三層想法，就是：余先生在流亡過程中，在遠離故土的情況下，還能夠弘揚中國文化，還能夠建造一個中國人的精神中心，還能夠為中國人做出典範，那是因為有西方自由民主的這樣一塊土地。如果沒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余先生做不到這個。中國文化的復興，從19世紀末以來，大家也是追求把西方自由民主的因素帶入中國，能夠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極的好的因素發揮起來，建造一個道統和正統能夠相互積極互動的氛圍，這樣一個新世界。那是我們憧憬的中國，我們憧憬的世界。 但是今天，文化中國滅亡的同時，是物質中國的崛起；道德中國滅亡的同時，是暴力中國的全球肆虐。中國在毀滅文化中得到的東西，就是它的這樣一個巨無霸一樣的物質和暴力的力量，這樣一個力量現在已經不僅用鎮壓和腐化在本土毀滅中國的文化，它也在全世界範圍內迫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斷地退卻，不斷在妥協，不斷被腐化，今天的流亡者再找自由民主的一塊淨土已經很難了。

我常常感歎猶太民族在流亡當中，上千年沒有故土，但他們保存了他們的文化精神，產生了無數非常了不起的知識人，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些在「流亡中」的中國人，能不能也像猶太人一樣做起這樣一件事情來呢？我想余先生本來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但是現在西方也越來越不容許我們有這樣的空間了。這就是我要講的「余先生的離去象徵著文化中國的滅亡」， 我們在海外也沒有辦法再把中國文化繼承和發展下去。

講到這裡，我還是想引之前引過的陳寅恪先生輓王國維先生的兩句詩：「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吾儕皆苟活」。是啊，我們已經沒有可能再繼承余先生的文化事業了，文化的中國已經滅亡，物質的中國有可能淩駕於全世界之上，把他那套帶給世界帶給全球， 我是沒有王國維先生那種毅力去投湖自盡，但我的心是完全死了。現在余先生又走了，除了悲哀我沒有其他東西和各位分享。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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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國的終結
——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余英時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
吳國光（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

余先生走了，我聽到這個消息，感覺一種無底無涯的大悲哀。為什麼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有一些個人的因素。我也是在普林斯頓讀書。事實上，在博士專案入學的同時，我也接到 了余先生的邀請，加入中國學社，當時我選擇了去讀學位，因此我並不是中國學社的成員 ，參加的主要是學社的聯誼活動。我在政治系讀書，余先生是在歷史系和東亞系，作為學生，學業又非常繁忙，鮮有機會親炙余先生學術上的教導。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之後 ，有機會和余先生做比較多的接觸。以後也一直得到他的關心和幫助。去年余先生還抱病為我一位朋友的書寫序言，對我們在八十年代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和今天去啟動這段回憶的努力，給予很高的評價……。但這些都不是我大悲哀的主要原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大悲哀呢？我的感覺是：余先生去世標誌著文化中國的終結。 中國本土這一百年來不斷在經歷文化的禍亂，到今天，我大膽一點講：中國文化在中國本土已經滅亡。毛的革命，借助他對西方思想的一知半解，特別是借助俄國的東西，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從1949年到1976年，特別是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是他禍亂中國文化的高峰。他用假神（就是他自己）來毀滅中國人的人性，他用暴力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之後就是從鄧小平的1989年一直到現在的再次毀滅。這次和毛用假神來毀滅人性的不同在於，它是調動人的動物性、獸性（其實我用「動物性」「獸性」這個詞時在心裡是不忍的，動物可能都比中國現在的基本人性要高尚些。我就沿用這個習慣說法，大家應該明白其中的意思） 或者叫劣根性，或者借用孔子的說法，就是最原始的食色之性，就是褲腰帶以上的胃和褲腰帶以下的那個玄機啊，用這個東西來腐化中國的人文文化。在經歷了這兩輪大劫之後，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可以稱之為文明和文化的東西呢？文字已經敗壞到什麼地步！文學還有什麼愉悅和提高人的靈魂、訴諸人的精神的產品？還有教育的敗壞，這些都不必去講了。不僅是毛時代的鎮壓，還有鄧時代的腐化，現在是鎮壓加腐化 。這就是文化在中國本土的百年禍亂與滅亡。 余先生在1949年後很快就離開了中國，為什麼他仍然具有對中國文化的這樣的象徵意義呢？我認為，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不僅存在於政治中心，也不僅存在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和本土的中國。當年陳寅恪先生輓王觀堂（王國維）先生詩裡講：「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自天。」堯舜一般被稱為盛世，當然在這裡是諷刺，什麼盛世啊，什麼世道啊！我要講的是第二句：「去作夷齊各自天」。伯夷和叔齊在那個古老的時代，是離開權力中心去保存氣節保存道德保存文化傳統的例子。也就是說「流亡」是中國文化本來就有的保存文化精義的一種方式，不是今天才有的。余先生是1949年毛革命流亡的那批中國知識人。 1989年 ，由於我們這一批勉強稱得上知識人的人的流亡，余先生又在照顧、引導、教育我們這一代知識人中發揮了最大的作用。他本人就是兩代流亡者的象徵。余先生在海外保存和弘揚了中國的文化。他弘揚的東西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國傳統對一個人最高的評價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余先生立言是不用講了，作為一個學術的大家，他的著作擺在那裡。那麼立功呢，我個人的看法，他在海外建造了一個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中心。包括他對中國學社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投入，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具體作為 ，他對包括我們這些人的幫助和教誨，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小故事。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並不是說離開了中國，就沒有中國文化了。這就是大家經常引的余先生的那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中國的存在是以文化傳承為特點的，不是以皇權傳承為特點的 。皇帝可以是蒙古 人，可以是滿族人，也可以是史達林的信徒，但是文化中國在，中國就還在；文化是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的。這是余先生立功的這一層，就是在海外、在流亡當中為文化中國建造一個精神中心。立德，我想余先生為1949年迄今中國的讀書人樹立了道德的標杆和典範。我們知道傳統 上 中國的道德行為規範，中國的文化規則是由「士」來傳承的，「士」因此也是中國普通人的道德典範和道德標杆。余先生更是「士」的道德典範。 這個「德」，特別是在中國文化百年來不斷被毀滅，乃至走向滅亡的過程中，尤其顯得不尋常。也許本來中國傳統當中每一個值得頌揚的中國讀書人都是余先生這種風格，都是余先生這種高風亮節，但是，中國文化在余先生這一代人已經走入末世，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我認為就已經滅亡了。余先生是在這樣一個時代樹立了這樣一個道德標杆 ，他是中國知識人的典範。所以，在余先生他走了的時候 ，對中國文化終結了的象徵意義是很強的。
我還想講第三層想法，就是：余先生在流亡過程中，在遠離故土的情況下，還能夠弘揚中國文化，還能夠建造一個中國人的精神中心，還能夠為中國人做出典範，那是因為有西方自由民主的這樣一塊土地。如果沒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余先生做不到這個。中國文化的復興，從19世紀末以來，大家也是追求把西方自由民主的因素帶入中國，能夠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極的好的因素發揮起來，建造一個道統和正統能夠相互積極互動的氛圍，這樣一個新世界。那是我們憧憬的中國，我們憧憬的世界。 但是今天，文化中國滅亡的同時，是物質中國的崛起；道德中國滅亡的同時，是暴力中國的全球肆虐。中國在毀滅文化中得到的東西，就是它的這樣一個巨無霸一樣的物質和暴力的力量，這樣一個力量現在已經不僅用鎮壓和腐化在本土毀滅中國的文化，它也在全世界範圍內迫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斷地退卻，不斷在妥協，不斷被腐化，今天的流亡者再找自由民主的一塊淨土已經很難了。我常常感歎猶太民族在流亡當中，上千年沒有故土，但他們保存了他們的文化精神，產生了無數非常了不起的知識人，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些在「流亡中」的中國人，能不能也像猶太人一樣做起這樣一件事情來呢？我想余先生本來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但是現在西方也越來越不容許我們有這樣的空間了。這就是我要講的「余先生的離去象徵著文化中國的滅亡」， 我們在海外也沒有辦法再把中國文化繼承和發展下去。
講到這裡，我還是想引之前引過的陳寅恪先生輓王國維先生的兩句詩：「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吾儕皆苟活」。是啊，我們已經沒有可能再繼承余先生的文化事業了，文化的中國已經滅亡，物質的中國有可能淩駕於全世界之上，把他那套帶給世界帶給全球， 我是沒有王國維先生那種毅力去投湖自盡，但我的心是完全死了。現在余先生又走了，除了悲哀我沒有其他東西和各位分享。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