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复必泰」的布條讓國民黨陷入了重重的公關危機。當然,這個危機是他們自找的,怪不了別人。不過我比較感興趣的是另一件事:為什麼台積電、鴻海與慈濟,這次都選擇與政府口徑一致,強調布條事件並非政治介入,而是純粹法務上的問題。
應該說,BNT疫苗購捐這整件事,台積電與鴻海這兩家台灣最具代表性的企業,以及慈濟這個最具代表性的宗教慈善組織,都配合蔡英文政府的領導。
這並非理所當然的事。三、四十歲以上,親身經歷過三次政黨輪替的朋友,應該都知道台灣的財經界與宗教界,其政治慣性都是偏藍的。
如果照著這個慣性邏輯去走,在這次BNT事件中,本來就藍的郭台銘應該要旗幟鮮明地站在民進黨政府的反對面,毫不客氣地從中提取個人的政治紅利。而台積電也必然會置身事外,不可能響應政府的號召出來管這件閒事。
但事實就是,台積電積極配合政府,做了超乎本份的努力。而郭台銘雖然偶爾跟府院唱唱對手戲,顯擺一下自己在兩岸之間的手腕,但實際作為上仍是以府院政策馬首是瞻。
在此先衷心感謝台積電、鴻海與慈濟的急公好義。但,我還是不免俗地在思考,為什麼他們選擇與台灣政府站在一起?
某一期的非主流歷史學家劉仲敬先生的訪談,提供了一個精闢的觀點。
如果時間拉早個二十年,來到阿扁執政的時代。當時國民黨的基本人設,其實是「不以在野黨自居」,而是把自己當做一個永久的執政黨看待。陳水扁只不過是個「暫時竊國」的民粹僭主,國民黨才能代表台灣的菁英階層,是唯一能扛起治國責任的政黨。
這不是國民黨在自嗨。當時社會上有很多人也是這樣想的。而且掌握經濟、學術、文化的中堅階層更是這麼想,也因此有所謂的「知識藍」、「經濟藍」這樣的說法:我們是有經濟頭腦、有文化、有教養的。民進黨是沒有錢、粗鄙無文的鄉民,就算暫時用民粹手段奪得了政權,負不了治理國家的重責大任。政權遲早還是要回到我們這些真正能管理國家的人手上。
但是也不過二十年的時間,這個刻板印象已經幾乎要一百八十度顛倒過來了。當初國民黨「知識藍」、「經濟藍」罵民進黨的話,現在幾乎都應驗到自己頭上了,而且還足尺加二。
不,拿現在的國民黨跟二十年前的民進黨相比,那簡直是XX比雞腿。
二十年前的民進黨,應該說是個想推動建國大業,但是志大才疏、力不從心的菜鳥執政黨。我們不能否認,當時的扁政府根本不足以駕馭深層政府(deep state),甚至也擺不平黨內的傾軋,照三餐爆發領導危機。但至少我們不會懷疑扁政府想搞好台灣這個國家的初衷。
但現在的國民黨,一言以蔽之就是個不負責任胡亂攻擊的反對黨。它的邏輯、政策與行為,已經支離滅裂,談不上任何的建設性,更遑論回到它過去的人設:「以執政菁英自居,隨時都可以取回政權,把國家治理得上軌道」
現在的國民黨的心態,更像是「得不到你就要毀掉你」的自暴自棄的破壞份子。反正破罐子破摔,只要能夠對民進黨報仇,哪怕引共產黨清兵入關,連同整個國家一起毀滅下去,他們也是無所謂的。
愈是這樣想,就離執政愈遠。
上面提到的,居於國家經濟、學術、文化的中堅地位,而政治慣性偏藍的一群人;那些曾經被稱為「知識藍」、「經濟藍」(也許他們自己也這麼看待自己)的人們,也不可能對國民黨這樣的倒行逆施無動於衷。
人的階級本能與政治慣性是很難一下子改變的。我身邊還是有很多這種「知識藍」、「經濟藍」,即使國民黨一爛到底,他們還是拉不下臉支持民進黨,有些成了韓粉,而更多是挺不下去只能故作中立姿態的。
但遲早他們會理解到,2021年的現在,民進黨才是那個能夠治國的政黨;繼續精神上跟隨國民黨,路只會愈走愈死。而且考慮到台灣在野黨的各種幼稚耍賴無能,恐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們都必須接受民進黨的領導。
「他們盡管自認為是社會菁英,但是並不能夠承擔長期跟國家政策疏離所付出的代價。這樣做會讓他們喪失自身的階級地位,因此他們必須跟現在的民進黨合作。」
看到這裡,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這次台積電、鴻海與慈濟都選擇配合蔡英文政府的領導。這不是蔡英文政府威脅他們就範,而是蔡英文政府已經牢牢地佔住了治國菁英的生態位。她穩健的執政表現,對比到國民黨與眾在野黨的幼稚無能,只要長了顆大腦的人,都知道要表態支持誰-無論是利益上、道義上還是理念路線上的支持。
「而蔡英文政府是符合統戰政權的所有定義的。所以,時間稍微長一點,不到一代人的時間,『知識藍』和『經濟藍』就要變成歷史名詞,不存在了。」
這裡非常耐人尋味的地方,是劉仲敬用「統戰」這個詞眼來形容蔡英文政府。這個詞眼的含義,比較像是:「蔡英文政府是一個溫和派的、花很多力氣在擴大社會支持基礎(而不是死守著基本支持者);以利誘之、以勢導之,讓加入其體系的人雨露均霑,而冥頑不靈者會遭到邊緣化的命運。」
我們做1450的,常常會為了蔡英文政府的過度溫和而感到不爽。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或許也正是蔡英文政權這種在治國上苦幹實幹、在政治上懷柔拉攏的特質,才能爭取到許多原本不是綠營的群眾與各階級領袖的支持。
這某種程度上也是民進黨轉型為執政黨,甚至可說是「很長一段時間裡的永久執政黨」,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吧!現在這個民進黨也絕對不是沒有弱點的;尤其蔡英文「統戰政權」的特質,變成把很多當前應該壯士斷腕去解決的問題,例如認同問題,無限期地往後拖,這對台灣的長期發展將會是個巨大的隱憂。這又是一個值得長篇大論的議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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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0806)
不可缺的篇章之二
1958年,麗儀分配到寶安縣觀瀾中學當老師。那時觀瀾是鄉下地方,交通不方便。香港去觀瀾,從出發到過境,再坐站站停的慢火車到「天堂圍」站,還要走6公里的山路,大約一個多小時,才遠遠看到觀瀾中學的校址,總共需時七八個鐘頭,辛苦一整天,才能和她見面。到1962年,通過寶安縣統戰部長馬志民的關係,麗儀被調到深圳中學,就方便多了,但路程仍然需要三個多小時。在觀瀾,我大約一個月去一次,到了深圳,我幾乎每個星期去一次。那時公司的同事都笑我去「做禮拜」。
麗儀在大學分配工作的志願中,填上靠近香港的寶安縣,相信黨組織已經在政治上放棄她了,只因為她出身好、表現單純,我在香港也算是左派外圍,所以中共就把麗儀歸類為可以「使用」之列。雖按她的志願分配,卻是寶安縣離香港最遠的鄉下,工作上只是讓她教知識課,沒有讓她做行政工作,甚而沒有讓她當班主任。在中共機構,政治上人分幾等,傳達文件、聽上級報告、可看的「機密」資料,都有等級區別。麗儀很快知道自己處較低一級。後來她以「超齡」為由被要求離開共青團。
在政治掛帥的社會環境中,麗儀不會有上升到管理層或調往大學深造的機會,因此她全部心血都放在教學上,學校要她教什麼,包括非專業的英文、數學甚至不在行的語文,她都自修、鑽研、傾力以赴,她口齒伶俐,語言生動,學生都喜歡她。在政治運動中,學校要求她帶學生到農村參加短期勞動,她也很負責去做,到了農村,她晚上給學生蓋被,替學生縫補破了的衣服。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號召學生向走資派當權派造反,學生在給老師的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中,對梁麗儀的攻擊甚少,勉強的攻擊點是指她在農村中對學生的關懷,是「進行資產階級的反動母愛教育」。在只有「階級愛」「同志愛」的極左浪潮下,一切其他的愛包括動物世界都有的母愛,也變成是「資產階級」和「反動」了。
除做好本份的教師工作之外,麗儀在政治上不求進取,保持審慎距離。她不抗拒中共發動的政治運動,但不積極參與。文革開始,許多年輕老師都爭做「造反派」,麗儀就做當時被批評的「逍遙派」。
她極為珍愛跟我的關係,珍惜婚後的家庭,愛護女兒,是好母親。在觀瀾中學和後來在深圳中學,有好幾年的每年寒暑假,她都申請通行證來香港探親。按照中共的政策,合當批准她來港。實際上,當時申請通行證來港的人,大都不會再回去。麗儀從來沒有想過不回去。她認為「祖國」培養了她,她應該為「祖國」奉獻自己。我父親曾經在香港托人為她找到中學教席,但父親不了解,麗儀不是喜歡教書,她只是忠於自己的「愛國」信念。政治上受到一定歧視,她當然很清楚,但她覺得教好學生才最重要,而學生喜歡上她的課,她也知道。對工作,她有滿足感。每年回港兩次的情形,維持到1965年,期間只有約兩次受大陸政治局勢影響沒有批准她來港。1965年,是文革前夜的四清運動,接著文革,她再也沒有申請來港了,因為不會受理。
文革期間,學校基本停課,後來中央提出「復課鬧革命」,上的也是「革命課」,比如課堂講「革命文藝」。麗儀一直因為我這個「海外關係」而受歧視,但又抓不到她有什麼痛腳。直到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大禍終於臨頭了。
1965年之前,每年麗儀寒暑假回港,都是我們最快樂的時日。最奇怪的是,每當寒暑假將要結束,她即將返回大陸之前,她總會藉故向我發脾氣,往往要吵一架。我起先不明所以,後來想清楚,那是她臨離開前的心情極壞所致。我讓著她,使吵架降溫。現在,我是多麼懷念年輕時吵架的體驗啊!
1965年以後,她不能來香港,於是我幾乎每個週末去深圳。在文革的無理性左傾思潮衝擊下,我每次回去都心情忐忑,因為不知道「革命形勢」發展到怎樣地步,不知道麗儀和兩個女兒怎樣了,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回家的兩天會有什麼遭遇。但我仍然每週回去,因為總想知道她們的情況。直到1970年遇到重擊和傷痛。
隔離審查結束,她獲「解放」後,她仍然用專業知識繼續在「教育革命」的縫隙中,做好教育工作。但想來香港與我團聚的意向就很強了。
那些年,我一直沒有要求她回香港定居,用中共的術語,就是沒有拖她的後腿。她如此「根正苗紅」,如此單純和愛國,對奉獻「社會主義祖國」的信念曾經如此堅持,終於在沉重打擊後想要離開,原因已很清楚。
我沒有問過她,但她一定會想到:自己覺悟得太遲了。
我不是也這樣嗎?(46)
圖1,麗儀留下的小時候照片,大概十歲左右吧,那時我們還沒有認識。
圖2,觀瀾中學時代。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