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下周要全面實施捷運站周邊的路邊機車停車格收費,應該是基於柯文哲市長過去一貫的使用者付費原則。
減少私人運具使用、增加大眾運輸的誘因是我的一貫主張,如果提高停車成本可以降低一般人使用私人運具的動力,我當然樂於支持。但我認為北市的機車停車格收費一直都有配套不足、推行時序錯誤的問題。自2019年起,我多次向交通局反映和質詢,但顯然都沒有明確改善。
我覺得現在機車收費的問題有三個,第一是機車停車格仍不足、第二是收費順序有所錯誤、第三是未能更細緻的引導機車族轉往大眾運輸系統。
#在停車格不足的問題上,停管處2018年曾經做了停車供需調查。在調查的六個行政區中,汽車需供比值大於一,也就是汽車停車格供不應求的交通分區,佔所有的分區的39%,而機車供不應求的交通分區,則佔了總分區的75%,可見機車停車格缺乏的問題,是比汽車嚴重許多的。
針對這題,停管處雖稱有共享車位2.0計畫,以及「獎勵大樓業主開放停車場」方案。然而推行快兩年,目前只有近百格共享車位、十幾個停車場開放,僅滿足不到700個機車停車位,遠遠難以滿足停車需求。
如果要全面收費,促使民眾去搭大眾運輸工具,那就要提供更多車位服務,讓他們可以在便利轉乘的地方付錢停車、轉搭大眾運輸工具。如果捷運站附近一位難求,那大家為何不騎機車直接去公司或學校呢。畢竟,不是所有人一走出家門就有捷運,需要仰賴機車的通勤族或學生需求仍然存在,如果缺乏這些配套,那收費僅是造成民眾困擾。
在今年初,我也提出書面質詢,認為公有停車場是本市公有財產,除了提供市民停車外,尚應要具有政策手段之積極意義,如於交通較為壅塞、鄰近捷運站之地區,不反對適度提高停車收費,以鼓勵市民使用大眾運輸及共享運具;但應該提高汽車路邊停車費鼓勵汽車使用路外停車場,以騰出空間增設機車停車格等,減少機車停車格供不應求的狀態,但仍未獲積極回應。
#在時序上,如果要促使民眾搭乘大眾運輸系統,在收費規劃中應該是要把車逼到大眾運輸系統周邊。如針對商業區巷弄等地先收費、捷運站周遭擴大機車停車格並免費,讓上班族改搭捷運公車。但臺北市看起來並未思考如何把車趕到大眾運輸系統周圍,在規劃上以最熱門的地方開始收費,並未能真正達成其「宣稱」的政策目標,感覺就只是為了賺錢收費而已。
#而細緻的引導政策上,更是交通局未竟之業。在去年交通委員會上,我就曾經質疑有些民眾騎機車去捷運站就是為了要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但是卻還要收費;且目前規劃的收費區域已經很難找停車位,還要花錢去停車,反而降低他們去搭乘捷運的意願,不如直接騎機車。另外,地方居民有些可能家裡也是住在捷運站附近,造成在家附近停車也要收費,其實也不太公平。
若單純僅是要去捷運站周邊停車而不搭捷運的人,似乎才是首要收費的對象。但如何透過收費政策區分這些使用者?是交通局沒有回答的問題。如果汽車可以夜間時段不收費,那為何機車不能比照?這樣更能對通勤族或附近居民造成更友善的誘因。
雖然停管處稱會調查各捷運站周遭居民停車需求、及熱門站點的上班學停車需求,提供更進一步和細緻化的引導政策,但仍無下文,原本的收費計畫就這樣持續無差別推行,根本看不出引導的誘因和推力何在。
我雖然贊成將停車格收費等增加私人運具的外部成本、使民眾轉往大眾運輸系統,但如何將政策做對、而不是無差別的盲目收費。除了造成民眾困擾外,也無法改變使用者習慣,交通局應該要積極做出改善。不然機車收費政策,就僅是讓北市賺取更多規費,但對於民眾的停車品質、北市的大眾運輸目標,都沒有實際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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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歷史」的傳染、變化和自給自足】
中國官方對六四事件有一個定性,而香港乃至海外則有另一種定性。定性產生史觀。對一件事的不同定性,散播開去就形成不同的歷史解讀傳統。香港無疑擁有歷史觀的「自給自足能力」,這種能力或慾望會因香港政治形勢起落而浮沉。如果那年人們特別不滿意特區政府或北京,維護「社群獨特歷史觀」的推力就越強。
歷史中各個政權要加強正統性,就要重整一套史觀。那個故事通常是說「本朝」承接上一個正統政權,那條血脈甚至可以追溯到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有「歷史根據」。因此各種歷史時空發生的事情就辨了忠奸,有些事情是起義,有些事情是暴亂;有些人是忠臣,有些人是奸臣。歷史觀是不會無故發明的,而是現實政治的副產品。特區高官或議員持續推出政策、「行政」和辯論政策,他們需要更多行事依據,於是議員口中間或出現「黑暴」、「攬炒」,也是在無意識之中發明新史觀:19 年「反送中」是帶來黑暗的暴亂,而不是你們所說的榮光初現。
甚至他們肯定不說「反送中」的,而是要用「修例事件」,後來越講越觀念化,就說「黑暴」。不管「黑暴說」是否會流傳後世,新說法出現還是折射出並未消散的「政治不和諧」,2019 年之後,親北京派不是感受不到行事說話事倍功半,所以不管為了說服人還是說服自己,還是要「重構」2019 年的故事,否則他們無法解釋 2019 年的區議會結果。
當年結果出現之後,大部份人都是錯愕,繼而有聲音說當時並非「正常選舉」,市面情況在暴亂之下不正常,所以很多人根本無法投票。這個說法,應該會在之後循環再用,重新提上日程表,更會成為換屆選舉之間的議題。為了向中國解釋自己和政團為何長期無法取得人心,唯有發明歷史新解釋。
中國人對六四事件的講法,也有各種講法。現在讀回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的講話、北京市長陳希同發表的《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都讀到很強冷戰色彩,理解下來就是:為了保衛「社會主義中國」,清場乃是必要。「沒有改革開放,怎麼會有今天?」可能就發展成放下爭議,全力發展經濟的全國統一口徑。香港香港內部無論如何路線分歧,始終還是對六四事件抱持另一套自己的看法,甚至幾種看法,亦不認同「因為清場,所以繁榮」的因果關係。雖然傳統以來香港人對事件的悼念,乃是以「愛國」之名,後來也有其他人做多元化嘗試,但因為中國隨著經濟革命和政治嚴控而帶來人民思想「質的改變」,而與改造並未全面的香港漸行漸遠。
對任何人都好,放棄自己對歷史的定性和史觀,就等於放棄行事的道德合法性。如果依從其他甚至西方的歷史定性,中國就會陷入存在危機,造成觀念上、歷史意識上無法自給自足。所以中國到今天仍對「平反」建議「不了」。即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如果放在中國,就要連同 1949 年之前中國屬於封建或資本主義的前設一齊相信,雖然不一定要獲得全人類認同,但政治上行事的人,必須依據這個觀念的祖源,一切都是政治合法性的問題。德皇威廉二世推銷自己的「世界政策」時曾經講過,要為德國尋找一個太陽之下的席位。中國人自然對此神往,而香港人則是無意中 (甚至是懷著愛中國的感情) 達成。
日本歷史學家岡田英弘認為「歷史」是一種人類的文化,也是一種武器。例如時間是客觀的物理,但人類對時間的感受則為一種心理和文化。「歷史」這種文化由地中海的歷史之父希羅多德以及西漢的司馬遷發明,對他來說,那是「歷史」這個觀念和學問的兩大發源地。他說:
「歷史是獨立發生於地中海世界和中國世界的文化。有歷史的文明原來只有地中海文明和中國文明。其他有歷史的文明,不是從有歷史的文明中獨立出來的文明,就是與有歷史的文明對抗,或是沒有歷史的文明借用有歷史的文明中的歷史文化……歷史是一項強大的武器。正因為歷史是強大的武器,沒有歷史的文明與有歷史的文明對抗時,必須想辦法創造出自己的歷史,獲得歷史這項強大的武器。正因為這個理由,歷史這項文化從發祥地的地中海文明與中國文明不斷被其他沒有歷史的文明複製,即一個文明『傳染』給另一個文明。」[1]
因此香港是有「歷史」的,也持續展現歷史的自給自足能力,雖然這種能力處於「百姓日用」之間,由於太習慣,自己反而不知道。
當然之後這種能力會不會減弱,是不知道的,有可能的。在岡田的觀察中,歷史上也有很多人獲得歷史這種能力之後,仍然勢孤力弱。例如西藏人。他認為西藏文明是從沒有歷史的文明 (即印度) 獨立出來,卻留下了史書《編年紀》,「從松贊干布國王建國的西元六三五年起每年所發生的大事,這是不折不扣的歷史。而這也是由於西藏與唐朝的文明對抗……」[2]
香港這本書,認真讀也可以很深。
最近社會賢達為了「谷針」,除了恐嚇民眾,也有人訴諸「道德勒索」,表示香港人打針率僅兩成,沒有貢獻,對不起香港,對不起世界,應該感到羞恥。很多正常人討論打針與否,都會談到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自己會衡量各種利益和風險,自然會為自己打算,不用家長式指令,否則只會不歡而散。這個地方的文化深厚到某種程度,或者從外面學到,也就會產生自己的歷史意識和歷史觀。像自主打針,不需要為自主而羞恥;有自己的看法,本來不需要羞恥。
我們要尊重自己有「歷史」這個歷史。
[1] [2] 岡田英弘:《世界史的誕生》,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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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中各個政權要加強正統性,就要重整一套史觀。那個故事通常是說「本朝」承接上一個正統政權,那條血脈甚至可以追溯到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有「歷史根據」。因此各種歷史時空發生的事情就辨了忠奸,有些事情是起義,有些事情是暴亂;有些人是忠臣,有些人是奸臣。歷史觀是不會無故發明的,而是現實政治的副產品。特區高官或議員持續推出政策、「行政」和辯論政策,他們需要更多行事依據,於是議員口中間或出現「黑暴」、「攬炒」,也是在無意識之中發明新史觀:19 年「反送中」是帶來黑暗的暴亂,而不是你們所說的榮光初現。
甚至他們肯定不說「反送中」的,而是要用「修例事件」,後來越講越觀念化,就說「黑暴」。不管「黑暴說」是否會流傳後世,新說法出現還是折射出並未消散的「政治不和諧」,2019 年之後,親北京派不是感受不到行事說話事倍功半,所以不管為了說服人還是說服自己,還是要「重構」2019 年的故事,否則他們無法解釋 2019 年的區議會結果。
當年結果出現之後,大部份人都是錯愕,繼而有聲音說當時並非「正常選舉」,市面情況在暴亂之下不正常,所以很多人根本無法投票。這個說法,應該會在之後循環再用,重新提上日程表,更會成為換屆選舉之間的議題。為了向中國解釋自己和政團為何長期無法取得人心,唯有發明歷史新解釋。
中國人對六四事件的講法,也有各種講法。現在讀回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的講話、北京市長陳希同發表的《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都讀到很強冷戰色彩,理解下來就是:為了保衛「社會主義中國」,清場乃是必要。「沒有改革開放,怎麼會有今天?」可能就發展成放下爭議,全力發展經濟的全國統一口徑。香港香港內部無論如何路線分歧,始終還是對六四事件抱持另一套自己的看法,甚至幾種看法,亦不認同「因為清場,所以繁榮」的因果關係。雖然傳統以來香港人對事件的悼念,乃是以「愛國」之名,後來也有其他人做多元化嘗試,但因為中國隨著經濟革命和政治嚴控而帶來人民思想「質的改變」,而與改造並未全面的香港漸行漸遠。
對任何人都好,放棄自己對歷史的定性和史觀,就等於放棄行事的道德合法性。如果依從其他甚至西方的歷史定性,中國就會陷入存在危機,造成觀念上、歷史意識上無法自給自足。所以中國到今天仍對「平反」建議「不了」。即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如果放在中國,就要連同 1949 年之前中國屬於封建或資本主義的前設一齊相信,雖然不一定要獲得全人類認同,但政治上行事的人,必須依據這個觀念的祖源,一切都是政治合法性的問題。德皇威廉二世推銷自己的「世界政策」時曾經講過,要為德國尋找一個太陽之下的席位。中國人自然對此神往,而香港人則是無意中 (甚至是懷著愛中國的感情) 達成。
日本歷史學家岡田英弘認為「歷史」是一種人類的文化,也是一種武器。例如時間是客觀的物理,但人類對時間的感受則為一種心理和文化。「歷史」這種文化由地中海的歷史之父希羅多德以及西漢的司馬遷發明,對他來說,那是「歷史」這個觀念和學問的兩大發源地。他說:
「歷史是獨立發生於地中海世界和中國世界的文化。有歷史的文明原來只有地中海文明和中國文明。其他有歷史的文明,不是從有歷史的文明中獨立出來的文明,就是與有歷史的文明對抗,或是沒有歷史的文明借用有歷史的文明中的歷史文化……歷史是一項強大的武器。正因為歷史是強大的武器,沒有歷史的文明與有歷史的文明對抗時,必須想辦法創造出自己的歷史,獲得歷史這項強大的武器。正因為這個理由,歷史這項文化從發祥地的地中海文明與中國文明不斷被其他沒有歷史的文明複製,即一個文明『傳染』給另一個文明。」[1]
因此香港是有「歷史」的,也持續展現歷史的自給自足能力,雖然這種能力處於「百姓日用」之間,由於太習慣,自己反而不知道。
當然之後這種能力會不會減弱,是不知道的,有可能的。在岡田的觀察中,歷史上也有很多人獲得歷史這種能力之後,仍然勢孤力弱。例如西藏人。他認為西藏文明是從沒有歷史的文明 (即印度) 獨立出來,卻留下了史書《編年紀》,「從松贊干布國王建國的西元六三五年起每年所發生的大事,這是不折不扣的歷史。而這也是由於西藏與唐朝的文明對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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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岡田英弘:《世界史的誕生》,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