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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時倭患不斷，為何清朝時就少了？

歷史春秋網

作者：陳少游

在歷史上，倭患是很令人頭疼的，不僅會造成經濟損失，還會擾亂政治秩序。我們慣把日本海盜稱為倭寇，「倭」為矮小，「寇」為盜賊，這二字簡明的表達了中國人對於這種行為的不恥。其實，倭寇的組成不止如此，內部更亂，除了部分日本人，還有部分中國人。內外互通，私下勾結才給中國歷史上的一段時間造成了困擾。倭寇橫行沿海的時期是明朝，甚至因為抗倭而湧現出一大批英雄人物。而到了清朝，倭寇卻減少了，是因為清朝走的是彪悍路線，倭寇不敢來了還是倭寇自身實力的萎縮？其實，這裡面的緣由比較複雜，跟兩國政治經濟等因素密不可分，同時還受到歷史潮流的影響。

中國海禁，明朝倭患不斷

明朝倭患在朱元璋時期就有了，雷厲風行的朱元璋曾經為此做出過措施，他身為一朝皇帝，自是不能讓倭患為所欲為，於是派出使者，試圖以和平方式解決，想與倭患建立正常的貿易關係，誰知倭患竟不守規矩，殺了使者。朱元璋對此很生氣，但又不能勞民傷財大肆打擊倭患，畢竟出海戰爭不太適合當時剛建立的明朝。於是，他便出台了「海禁」政策，日後「海禁」政策不斷完善。不過倭患還是未能消滅。

明朝正因為倭患不斷，所以湧現了很多抗倭英雄，最出名的就是戚繼光抗倭了。戚繼光抗倭其實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不過，由於當時倭寇過於猖獗，加上國內不齊心，國內軍隊的海上素質不高，導致沒能徹底除去倭患之憂。其實，明朝為抗倭做出過很多努力，皇帝也深知倭患的危害，害怕倭寇對明王朝的統治產生威脅。遂派大量水師駐紮屯兵，在嘉靖之前，明朝倭患不過小打小鬧，派出的軍隊大多能收拾妥當，但是，後來為什麼越消滅倭寇的數量越多，不減反增。這是因為有外國的介入，當時日本對外受到了援助，購進了很多先進的武器裝備，雖然明朝時武器也不差，但是，相比於日本當時的武器來說，還是略遜一籌，再者中國軍隊的海上作戰技術存在劣勢，根本無法剿清沿海這些倭患，只能在他們進擊內陸時予以反抗，所以在作戰上，是非常被動的。

要說明朝為什麼有著打不完的倭寇，首先是日本在14世紀的時候，進入了一個特殊的南北朝分裂時期。國內很不太平，各地紛亂不斷，國內一片狼藉，資源緊張。所以那些在戰爭中沒有爭奪到物資的群體，便進入中國沿海，妄圖從這些地方獲得各種資源來充實自己的實力。其次，當時倭寇國自己國家發展需要物資，自己國家國土小，資源少。而中國與日本自古的「緣分」使然，最重要的是資源很誘人。航海技術的發展也使他們外侵的行動愈加強烈。而且倭患在中國的掠奪傳到國內，更多的人對這塊肥肉垂涎欲滴。最後，明朝當時實行海禁，禁止對外貿易的發展，這樣做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倭患，但是也損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包括那些沿海的人和朝中部分牽扯到利益的人，他們為了私利，所以對外勾結，內外勾結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倭患的實力，所以更加難以對付。

日本海禁，清朝倭患減少

到了清朝時期，日本國內形勢發生變化，幕府勢力上升。進入和平時期的日本，國內戰爭消耗了大量實力，上下都需要整頓。新的領導人出台了新的政策，其中有項內容是禁止日本船出海進行貿易，也不允許日本人與海外有聯繫，偷渡者處以死刑。這樣一來，嚴厲的政策束縛了日本人來中國掠奪，日本其實進入了短期的「鎖國」時代，所以倭寇作亂才有所減少。這些倭患不敢出來，出來之後就成了國家的敵人，他們自然是不敢出來作亂，只能忍著。並且，清朝時對這沿海地區加大軍隊投放，已經減少的倭寇隊伍自然不是這些訓練有素的軍隊的對手，犯事的人自然少了。

當然，清朝也有倭患，不過遠沒有明朝的危害和影響大，後來的倭患一部分被消滅了，一部分被招安了。順治時期，更是加大了對倭患出現地區的監督和管制，所以，當時除了台灣，其他地方基本沒什麼問題。康熙雍正時期，海禁的力度也大大減小了，經濟發展的也很好，所以，幾乎也沒有內賊去冒險跟倭患們合作了。還有一個原因是鄭成功在打擊倭寇裡的作用，當時佔據台灣的鄭家，在沿海的發展主要靠沿海貿易，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不被倭寇損害，對他們大加打擊，消除了不少倭寇。在當時其實還存在一些來自各地的倭寇，因為倭寇組織沒有名正言順的系統，所以當時還有很多試圖在中國進行掠奪的國家混入倭寇組織，時不時在我國沿海地區進行一些不正當的活動，也是，中國當時國力還是不錯，很多小國也只能以這些不入流的手段在中國國土上嘗一點甜頭，但是中國的大局觀和包容的傳統文化促使我們在有機會徹底消滅倭寇的時候，給了他們機會，並沒有學他們的路數，而是堅定我們自己的國策和文化。

當時日本鎖國一是為了整頓國內，防止國民出海作亂，失去控制；二是阻止國際上的國家來搗亂，防止西方文明的介入。雖說都是海禁，但卻帶來了不同的結果。倭患最開始本來是走投無路的民間勢力的對外掠奪實驗，後來發展得越來越大，後來，發展成為官方勢力之後，取消了這種說法，所以，明清之後我們也再沒聽到倭患這種說法。其實，不管是明朝倭患的猖獗還是清朝倭寇的減少，都是多方面歷史條件作用的結果，既有內因又有外因，不能一概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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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捉努爾哈赤的大明最強邊帥究竟是誰？｜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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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明朝，最強邊帥發生在萬曆一朝，明神宗朱翊鈞在世人眼裡冒似是個「混蛋皇帝」，史家有「明之亡，名亡於崇禎，實亡於萬曆」的說法，但歷史上的朱翊鈞並沒有那麼無能，他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在位期間有「張居正改革」，出現了「萬曆中興」，軍事上重用兩員大將，東北有李成梁，東南有戚繼光，出現了「萬曆三大征」，不管是蒙古、女真還是日本倭寇，不敢越明境一步。經濟上也領跑於全世界，英國在明朝面前只是小弟的角色。說大明實亡於萬曆，其實指的是他麾下大將李成梁，誤殺了努爾哈赤的父親和爺爺，卻放走了努爾哈赤，為滿清入關留下了禍種，後世評價他為「不世之功臣，千秋之罪首」!

說起李成梁的身份，可以說他是中國人，也可以說他是韓國人。如果論祖籍，他應該是唐室宗親，李淵、李世民一脈，正宗中國人，隴西人士。但唐末戰亂，李成梁的先祖逃到了朝鮮，加入了「朝鮮國籍」，所以又可以說李成梁祖籍是朝鮮人或韓國人。李成梁的高祖李英，後來從韓鮮半島遷到遼寧鐵嶺生活，受封大明官職，任鐵嶺衛指揮僉事，李成梁就出生在鐵嶺，和趙本山是老鄉，所以說他又「認祖歸宗」，成了中國人。

從李英開始，李家開始世襲鐵嶺衛指揮僉事，僉是什麼意思?輔助的意思，僉事，就是輔助指揮的事情，軍事上的指揮副手，明代名將戚繼光十八歲時擔任世襲的登州衛指揮僉事，一般分掌訓練、軍紀等，相當於現在的副職或助理。李成梁的父親李涇，也擔任鐵嶺衛指揮僉事一職。這是個不大的官，所以李家的家境並不是多好，李成梁四十歲不惑之年時，才以生員的身份襲了父職，也做這個僉事。生員就是秀才。但李成梁這個秀才，可不是普通的秀才，他「英毅驍健，大有將才」，初為險山參將，因屢立戰功，隆慶元年進為副總兵官，協守遼陽;隆慶四年，被提拔為遼東都督僉事，駐節廣寧;隆慶五年，進封為署都督同知，世代承襲千戶;萬曆三年，加封太子太保，世蔭錦衣千戶;萬曆六年，加太保，世蔭本衛指揮使，論功被封寧遠伯;最後耄耋之年時，明朝廷仍任用李成梁鎮守遼東，加封太傅。從四十歲征戰沙場，直到九十歲去世，李成梁與蒙古人、女真人打了五十年交道，除去在北京的幾年外，縱橫北方邊塞四十餘年，史載「成梁鎮遼二十二年，先後奏大捷者十」、「邊帥武功之盛，(明)兩百年來所未有!」。

李成梁對付的兩類敵人，一類是蒙古人，一類是女真人。李成梁之前，明朝遼東將領相繼敗北，三員大將陣亡。李成梁掌握遼東戰事指揮權後，節節勝利，他突破了李家鐵嶺衛指揮僉事的「魔咒」，是通過一場場的拚殺獲得的。對於明朝廷影響最大的一次戰役，是李成梁平定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外祖父王杲父子之戰，王杲是建州女真頭領，同時也是明朝廷冊封的建州右衛都督，這個王杲不知怎麼搞的，大明的官不好好當，竟然造了反，先後殺死撫順備御彭文洙、副總兵黑春、指揮王國柱、陳其孚、戴冕、王重爵、楊五美、把總溫欒、於欒、王守廉、田耕、劉一鳴等數十人，這還了得，李成梁率部擊敗了飛揚跋扈的王杲，在這次戰役中，努爾哈赤與其弟舒爾哈齊被俘，當了李成梁的俘虜，但李成梁並未殺他們，而是將他們收留充當僕役。

王杲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因為他是首要分子，被押往北京斬首示眾。但王杲的其中一個兒子阿台逃脫了，繼續與明朝廷作對。李成梁再征阿台，阿台是誰？是努爾哈赤的親娘舅，此時努爾哈赤的父親塔克世與努爾哈赤的爺爺覺昌安已歸附了李成梁，奉命前去古勒寨為明軍勸降，負責進攻的李成梁部將尼堪外蘭設計騙阿台開城，攻破城池後展開了殘酷的屠城，結果在這次大規模的屠城中，阿台被殺，奉命勸降的努爾哈赤父親塔克世與爺爺覺昌安竟也在亂軍中同時喪命。

如果說努爾哈赤的外祖父與舅舅是罪有應得的話，那塔克世與覺昌安何罪之有，竟也被殘酷屠殺?這讓李成梁與努爾哈赤結下了殺父之仇。父仇不報，不共戴天，努爾哈赤後來反明有「七大恨」，第一恨就是殺父之仇。李成梁守邊有功，但他錯殺塔吉世與覺昌安，確是犯下的大錯。如果維護明朝的利益來說，李成梁斬草除根殺掉努爾哈赤，也就沒有後來滿清入關的事情了。但偏偏李成梁這會覺得內疚，起了婦人之仁，史載「太祖及弟舒爾哈齊沒於兵間，成梁妻奇其貌，陰縱之歸」，李成梁的的妻子偷偷放了他，無異放虎歸山。努爾哈赤逃走後，李成梁不但沒有攻擊努爾哈赤，反而縱容努爾哈赤女真部的擴張，「保奏給官」、「棄地以餌之」，其他蒙古部落、女真部落都成了李成梁的手下敗將，唯獨對於努爾哈赤，李成梁不聞不問，為明朝的滅亡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

李成梁戰功赫赫，但他和其他居功自傲的將領一樣，也「貴極而驕，奢侈無度」，後來竟發展到掩飾敗績、殺良民冒領軍功的地步，於是被言官彈劾，一度曾經被罷官免職。但缺了李成梁的邊境就是不太平，李成梁離開邊境十年之中，竟然八易其帥，朝廷無奈之下在李成梁七十六歲高齡時再次啟用其鎮邊。這麼大歲數了，竟然餘威仍在。李成梁老年戍邊八年，蒙古、女真部落竟然少有邊情。在這一段時間內，遼東雖無重大邊情，但李成梁卻辦錯了兩件大事。一是縱容努爾哈赤發展女真部，對明朝廷帶來隱患;二是主動放棄他自己開疆擴土的寬甸六堡，說什麼寬甸六堡，孤懸海外，離得太遠，不好防守，費錢費糧，不如撤了。撤了寬甸六堡，等於將這塊寶地，不經一戰送給了努爾哈赤，自毀遼東「長城」。這兩大錯，讓李成梁成為毀譽參半的人物，既是戍邊的英雄，又是亡明的罪人。另一明朝大將熊廷弼就彈劾李成梁，說他罪該至死。不過，皇帝還是比較青睞這位為明朝邊境安全立下不世之功的老壽星的，沒有懲罰於他。李成梁生有九個兒子，個個不失英雄本色。尤其其長子李如松，指揮了聞名世界的壬辰抗倭援朝戰爭，聲名蓋過李成梁，到底沒有給他的老子丟臉。

（作者：陸棄、孫玉良，歷史春秋網專欄作者原創文章，未經授權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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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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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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