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神聖的獨裁，以及維護世俗的義務】
海外內「華人」、西方人研究中國，大多還未踏出「中國會否民主化」的舒適圈。台日評論者開始用「聖王專政」的視覺分析「中國復興」的來龍去脈。當這個解釋工具被引入香港之後，有很多知青不明白；他們說，中國又不是伊斯蘭或基督教國家，怎麼可能是「神權」呢？受西方後現代學術影響的現代人，只是將「中國」置入一個弱者、非西方、第三世界、非美國模式的政治正確框架去看，並沒有從遠古的根源去看中國，沒有看本質性的中國。總之，都是東方主義；而讀洋書的東方人又用了這個框架去看自己。
主流和中國式神權統治
中國是有神權模式的。周人奪權之前的「中國」，就充滿巫術和宗教，祭祀繁多。凡征戰或大事，都要問卜；祖宗信仰衍生的巫師階級，對現實政治有監督權和全面管治權。
類似的情況在印尼、南美洲印加文明就長期存在。他們會把死去的祖先風乾成木乃衣，在亡靈節、「翻屍節」等重要節日拿出來，穿著華麗的衣服游街，跟子孫同桌而食。研究印加帝國的歷史學家說，印加政治領袖做重大決定時，會把祖先的屍體請出來一齊「參加會議」，以示自己得位正、有政治合法性，而且象徵正就重大政治問題諮詢祖先：
「在重要的會議桌上，你把德高望重的祖先請出來跟你坐在一起——這是在宣布你的家系、你的族譜。身為祖先的直系後代，這是你獲得權力的基礎。你不僅僅是你祖先的後人，你還繼承了他們的智慧、權力和權威。跟祖先的知識持續保持聯繫——這是印加帝國菁英分子的基本概念；所有首領在做重要的政治決策時，都會直接諮詢祖先的意見。」
所以紂王自己就是群巫之長。後來周公改制，要通過打擊宗教和巫師 (知識菁英) 階層來中央集權，因此他們反向製造了傳說聖王、黃帝之子顓頊「絕天地通」的故事，以「托古改制」；在這個工程裡面，女人地位也進一步被打壓；女人被杜絕「干政」，世界由母系部落社會進入父系農耕形態。周人當權之前，女人可以是將軍、諸侯和政治家；而紂王的其中一個大眾罪名是「寵信妲己」，然而女性當權在之前是常態，只是成王敗寇之下周人不斷將其寫衰，以合理化周人奪權後的新政治秩序。
至於紂王是否萬惡？為甚麼留著姬昌這個臣子的命？戰國時的《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則嘗試為紂王平反，說到紂王的臣下費仲曾經勸說主上要除掉姬昌，紂王卻說姬昌是有仁義的人，不會殺之，最終引致自己的敗亡。
歷史上三次神權建構
周公改制表面上是壓制巫風，解放「人權」，但也是古代中國第一次中央集權。然而周公的「人政」，也是皇帝信仰的起點；第二次大型中央集權是秦始皇統一六國；第三次是漢武帝推出了宇宙論、神秘主義的「儒教」，將自己視為天命的代言人，亦即東方的教宗。
接下來就是一套天尊地卑、夫為妻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將神權、君權和父權一次過融合。值得注意的還有漢武帝發明了「年號」，有說是「建元」、也有說是「元狩」，但都有「元」字，象徵自己是萬物的開首。日本史學家岡田英宏談過年號的深層意義，就是皇帝不只要統治萬民和天下 (空間)，而且連歷史 (空間) 都要掌控。西方用耶穌紀元，因為他們認為神擁有時間的主權。而東方卻是以皇帝為上帝。於是在原始意義下的「皇帝」，其實也是宗教領袖，他更是現實中的神。
那麼共產主義傳入中國之後，有瓦解神權嗎？在短期而言似乎有，作為君巫之首的毛澤東死後，祭司群內部曾經想過用隔代指派、宗教委員會的方式，解決權力傳承和防止權力集中的問題；但長期來說復辟還是必然。中國的神權土壤何其深厚，並不是區區共產主義能夠改寫。作為後發展國家的趕超壓力，最終還是會令宗教委員會無以為繼，重新走向神權模式和舉國體制。這也是伊朗重返神權之後的模式。
伊朗「絕不搞西方那一套」
最高領袖是終身制，政教也是合一，「絕不搞西方那一套」，也就是絕不搞三權分立和俗世政治。最高領袖背後，是主要由神學士組成的專家會議、憲法監護委員會和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這些神權機構有「監督」所有政治環節的權力，可以駁回議會的動議，也可以取消侯選人資格。這種政治體制，也因為伊朗作為後發展國、歐美帝國主義受害者而必須「自強」，而獲得合理化。
第一任最高領袖霍梅尼被西方敵視，但他也被伊斯蘭世界的什葉派視為「伊斯蘭偉大復興」的旗手。霍梅尼也有思想，就是「法學家的監護」，認為法學家有天命的授權去管治人類，這就與中國的天子觀念非常類同。法學家的監護也分有限監護和無限監護，伊朗菁英似乎選擇了無限監護，即法學家要盡量掌握公共事務，否則國家會陷入混亂；這與中國產生的主權至上、全面管治權觀念亦相當類似，他們認為如果黨的權力自我設限，任由俗世自治，國家也會陷入混亂和解體。
多年前，香港爭拗「由選舉委員會提名特首侯選人」是否「真普選」，有人稱之為「伊朗式選舉」，雖然親俄親伊的人會跑出來說這是污衊，或者說回字有四個寫法，但大體而言，這個預想中的體制也是十足神權。不只有委員會監督著整個選舉，何況怎麼選都好，特首也不過是「世俗政府」的首長，上面還有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終身制領袖。等於伊朗總理肯定沒有最高決斷權，中國總理也沒有。
神聖獨裁
而世俗形式的神權統治，在復興過程中，香港就自然最有感受。包括最近的事情。中方有聲音要整肅法律界，要成立「量刑委員會」，觸發點似乎是有人不滿某些案件被輕判，但大方向其實還是和應一場正在進行的「革命」：法律界的自治和遵從慣例，或香港本身，本身就是對神聖權力的褻瀆（Blasphemy）；警察要擁有篩選何謂傳媒的資格，則是將聖裁伸向「業界自治」的傳媒界。
香港正在經歷一次緩慢的 1979 年，而香港的未來和伊朗的過去其實也沒那麼遠。曾經德克蘭也是相當西化，充滿書店、電影院、酒吧、搖滾樂、短裙、海攤上的比堅尼……這些「生活方式」可以在短時間內毀於一旦。神權共和國，和具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 貌似自相矛盾的觀念融合在一起，在西方模式之外另辟蹊徑，導致接受西方主義者基本上無法解釋，也因此造成了思想界的怪現象，越期待民主自由人權的人，越無法理解為何民主自由人權在某些地方無從發生。因為一開始就錯誤認為東方沒有神權，他們遺漏了周公，不知道他很聰明地將神權用另一個形式實行。
例如他們使用「威權」這個字批判極權，就是似乎是預設了東方已經現代化，只是未走到全面民主；其實可能是連現代化都是沒有出現，以聖制俗、政教合一能夠輕易復興，說明文藝復興式的啟蒙並未真正大範圍發生，聖王統領時間和空間的觀念，還未被移出公共領域。「自治」本身都是很激進的，就像如果拒絕使用皇帝的年號，就是拒絕神的主權，可能會被炒家滅族。
西方面對的問題和東方完全不一樣，因為兩者處於兩個時間節點。西方的問題是上帝太過遠離人的生活，以致價值飄移，不認識神聖以致對邪惡陌生，於是知識份子尤其迷戀波爾布特、毛澤東和蘇聯；東方的問題是神王未曾被有效克制過，東方人就已經急著回歸神聖傳統，急著要落葉歸根。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因為長期被東西方雙重殖民，是兩大集團的異鄉人，但也因此不受他們影響，還保有常識和現代精神的處女地。當西方沉溺於綏靖政策和東方主義的時候，香港在他們沒有關注介入之時，已經憑著本能打開局面，向東西兩邊陣營輸出了時間加速力。2019 年 2020 年可謂是世界史的香港時刻，是一個兩面陣營都沒有真正認識的特殊時刻。當然現在世界是搖搖欲墜，就像即將要進入神權至上的中世紀。也有很多人萬分期待這個新時代，也有人抵抗著「寰宇一體」的個體末日。
世俗自主
以這個層次去看，香港的統治者千方百計防止下一次的內部動蕩，阻止香港人在肉身上集結。然而他們在這裡做甚麼都好，都已阻止不了世界規模的時間流動。香港的處境好像伊朗、也像捷克，但它的影響力更加廣，因為香港是世界的異鄉人；如果說猶太人是「明白甚麼是神聖」的小群體，香港人就是「明白甚麼是世俗」的小群體；他們理性、分清公私、響往自由、團結，現在還加上熱情，像 1789 年的所有精華，但沒有《雙城記》鞭韃的殺戮；當然政治高熱帶來的鬥黃和陰謀論也是有，但遠比起西方的過去來得洗煉。
歐美若真正研究香港，他們會發現自己早已遺忘的精神，而覺得陌生。等於有美國人看香港人，想起波士頓茶葉事件。這是傳媒不夠膽或不夠識見而遺漏的。就像中國儒生看日本水戶學派的時候，有「禮失求諸野」的奇異感。香港的角色，就是守好自己的身份、公共主義、理性和日常，這裡涉及鬥爭也涉及堅韌；等待光復的是整個現代世界。現代世界是由分裂產生，道術裂開，才有「天下」。雖然有紛爭，但為方便而強求合一只是另一種托古改制的暴力。
香港雖然備受折磨，但環顧東西，香港有真正取得現代化成果而又並未腐化、真正政教分離但又不蔑視神聖的特殊精神。這種滲於百姓日用的精神，在東西方眼中看來都是特殊，只是因為他們早已衰落，而香港只是首先為保存世俗、現代化精神而負隅頑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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