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Margaret Mead 在1935年出版的《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中指出，男女在社會所展演的性別角色並非是天性或生物學的發展，而是與該社會的文化與習俗有關。我們可以從不同社會文化的道德、倫理、風俗與傳統等所謂的生活常規，看見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或文化互動情境中，對於性別角色分工、規範、權利與義務的不同期待。
近來阿富汗在塔利班重掌政權後，婦女社會地位與人權議題備受關注，也讓我們進一步思考「女權運動」的意義與價值。在Ted Talk的這場演說中，講者朗姆達斯講述了不同國家的女性，在試圖維護她們的文化傳統的同時，如何努力改革這些傳統中壓迫性的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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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什麽女性一方面 被文化習俗不懷好意地壓迫着， 而另一方面， 她們又是許多社會中文化的保護者？ 戴面紗或裹頭巾 是象徵屈服 還是抗拒？ 有這麽多的女人和女孩子 被打、被強姦、被致殘 每天都有， 而人們把各種各樣的原因 歸咎與榮譽、宗教和國籍。 女性還能憑什麽去改植樹木， 去重建社會 去領導全新的非暴力運動， 從而為社會帶來改變呢？ 難道進行改革的女性和 保留傳統的女性不是同一類？ 還是說她們是同一類，而且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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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的美國， 沒有人知道阿富汗在哪。 她對我說：“與這身長袍無關。” 她是我所聽説的主張女權的 最堅定的分子。 她告訴我，在她的社區裏， 由女性舉辦的地下學校， 而她自己所在的機構，阿富汗學習學院， 也在巴基斯坦開了一所。 她說：“穆斯林人都知道的第一件事， 是可蘭經要求 而且大力支持文化學習。 穆罕默德希望每個信徒 都能自己閲讀可蘭經。” 我有沒有聼錯？ 主張喚醒宗教 是女性的權利？ 不過薩奇娜反對被標記。 她總是裹着頭巾。 但我也曾和她一起漫步在沙灘上， 她披散的長髮在微風中飛舞。 她每次講座前都會以祈禱開場， 但在一個女孩子12嵗就要被嫁掉的國家裏， 她確是一個單身，活躍， 經濟獨立的女人。
而且她是一個非常實務的人。 她說：“這些頭巾和衣服， 給了我自由去與那些在這工作中 與一些人交談並得到他們 能起到關鍵作用的支持和協助。 當我要在難民營開一所學校的時候， 我去找了教長。 我跟他說：“我是一位信徒，而女人和孩子 在這可怕的條件下 需要靠他們的信仰來生存下去。” 她俏皮地笑笑說： “他覺得很榮幸。 於是他每週來兩次我的中心 因爲女人不能到寺廟去。 而當他要離開時， 婦女和女孩子們總是跟在後面。 我們開始了一班小型的掃盲班， 開始讀可蘭經， 然後開了數學班，然後英語班，再然後電腦班。 幾周后，難民營裏的每個人 都來上我們的課。” 薩奇娜是一位老師。 在當時的阿富汗教導女性是 一門危險的行業。
她在塔利班的襲擊名單裏。 每次她穿越那個國家的時候，我都替她擔心。 我問起她關於她的人身安全時，她只是聳了聳肩說： “朋友卡維塔，我們不能讓自己害怕。 看看那些年輕的女孩子回學校時 即使被人潑往臉上潑硫酸的情景。” 聽到這，我微笑着點了點頭。 我意識到我自己正看着婦女和女孩子們 用她們宗教的傳統和慣例， 把壓迫和機會 變爲工具。 她們的道路在她們腳下， 向著成爲不一樣的阿富汗人延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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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是因爲女權運動 不像其他幾乎所有的社會運動， 並不是反對一名暴君。 這反對的不是統治階級， 不是侵佔者也不是殖民者， 它反對的是關於女性一些根深蒂固的信仰和假設， 經常性的， 阻止了我們前進。
而也許這是女權運動最終的禮物， 就是這裡的人事其實帶有政治色彩。 所以，正如愛蓮娜羅斯福（羅斯福總統夫人）曾經談過的人權問題， 對於性別平等也是一樣的， 就是這些都會從家附近的一些小地方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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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講的這些小故事中， 這些個別的故事中， 我看到了全世界的女性正在譜寫 一曲不同凡響的史詩。 她們如一根根細綫 織入一塊彈性的布料中， 幫助維持社會穩定， 織入希望。 而如果我的心在歌唱， 是因爲通過在這些細小的片斷， 人們能不時地瞥見 整個世界，一個全新的世界。 而女性不可否認地在前進的道路上。
（文字引用自https://www.ted.com/talks/kavita_ramdas_radical_women_embracing_tradition?language=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