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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

【#堅離地球YouTube：海外香港🇨🇦】海外香港人和後代未計這一波移民潮，已經有一百多萬，在世界各地從政，已經成為不少海外港人的規劃，這樣除了能最直接參與各地社會，也可以令香港議題融入全球視野。加拿大國會議員趙錦榮(Kenny) 是這個模式的最成功例子之一，他生於香港、八十年代移民加拿大，然後加入保守黨，2019年在溫哥華的Steveston—Richmond East 選區當選國會議員。香港反送中運動發生後，趙錦榮曾以加拿大議員身份訪問香港，代表國際社會監督區議會選舉，又投票支持批評中國的維吾爾議案，並擔任國會的國際人權小組委員會成員，結果在2021年中國破天荒制裁加拿大議員、包括整個國會國際人權小組委員會，令趙錦榮再也不能回到香港。究竟他以新移民身份選擇在加拿大從政，心路歷程是怎樣的？對有意在各地從政的海外港人，又有甚麼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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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被中國制裁的國會議員，都是來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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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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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同意台灣在其首都開設「台灣代表處」，這是台灣第一個設立「台灣」為名代表處所在的國家，特別是，是在與中國建交的邦交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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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消息對於台灣人來說，應該是一個震撼彈，在代表過往「兩個中國」的框架被突破，也代表台灣從「漢賊不兩立」的外交衝突中跳脫，有你就沒有我，然後儘管有任何外交突破，也必須冠以「中華」、「ＲＯＣ」相關的東西，仍然不脫中國的掌握，過往，中國像切香腸一樣的以斷台灣邦交國的手法，作為懲戒，形塑國內政治壓力，而台灣只有單方面被壓迫的份，除了被壓迫，本土政權還必須被國內的華腦責備，馬英九時期我們的邦交國有多少等等，或者國內的知識份子，強調國家少了邦交國有多麼危險與孤立等等，這都使得我們某種程度必須陷入強暴者的邏輯當中－強者為所欲為，弱者只能承受，華腦人所奉行的「修昔底德陷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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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趣了，是台灣鬆動了中國的邦交國，台灣何德何能，哪來的金錢，拿來的拳頭比人大？無，價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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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聽過一種說法，我有點忘了，大致上是，當台灣進行民主選舉的時候，中國把台灣的許多邦交國代表，都召入北京，當台灣選出本土派政權的時候，就準備斷交，給台灣難看，最後，親中派贏得了選舉，北京很滿意，於是叫這些台灣邦交國們，可以回去了，不管真實與否，這不難想像，台灣悲哀的國際處境，似乎無論是朋友或者敵人，都掌握在對方手中，形成了一種思維缺陷，兩邊都被掐死，怎麼走，也走不出去，我們依靠一些小島國們，為我們發聲，我們不能沒有他們，另一方面，我們的政府又被民間勢力責難，說撒錢給這些國家是浪費錢，每一次交流都要被審視是不是有秘密經費，挹注給這些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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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這些小國與台灣建交，背後是美國暗助，但顯然，相較於中國的銀彈攻勢而言，美國也無法完全提供台灣本身無法與中國競逐邦交國的「保護費」，這不代表那些熱血沸騰為台灣發聲的小國無關緊要，而確實是有巴拿馬這樣的例子，儘管是親美，但是礙於中國企業將投資建造巴拿馬運河第四條大橋，以及簽訂自由貿易協議的經濟利益，仍然屈從於金錢外交，選擇和台灣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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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建交，就必須和中華斷交」，這是典型的「中華（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框架，蔡英文２０１６年才訪問過巴拿馬，２０１８年就被斷交，更顯現出台灣被中華代理的不可靠性，在這個中華框架裡，蔡英文簽下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ａｉｗａｎ（ＲＯＣ），就被獎萬安以及國民黨一夥人，與中國環球時報同聲一氣譴責，說是搞「法理台獨」，蔣萬安稱蔡英文署名非常不洽當，應該要使用台灣的正式國名中華民國（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Ｔａｉｗａｎ放後面，不可以顛倒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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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斷交的時候，這一群華腦不譴責中國，反而繼續譴責台灣總統無能，搞台獨，這顯示，台灣靠著台灣的影響力，站上國際舞台，仍然必須被中華代理，而台灣只能是個地名，低等的存在，當台灣被霸凌以後，再由一群中華人攻擊，成功的時候，你只能像個小媳婦，榮耀由灰姑娘的姊妹們享有，失敗的時候，你像個奴僕，被後母和後母姊妹們痛罵，怎麼不把王子找回來給我們，而明明，從頭到尾，貢獻心力，無論是掃地還是準備好舞鞋，華衣，尋找機會，都是由灰姑娘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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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外交困境是，我們被兩個中華所霸凌者，一個在內，扼住你的咽喉，一個在外，直接施與鞭子，兩個人藉由剝削台灣，滿足自身最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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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當年能做的反應是，召回與台灣斷交國的大使，而那時，也正是美中貿易戰開始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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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趣的是，要召回大使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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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立陶宛同意台灣設立「台灣代表處」，立陶宛表示「決心與台灣發展互惠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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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華腦人這麼說著，「立陶宛要好人做到底，用中華民國的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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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彿，立陶宛用「台灣」，不夠好，要用「中華」才是為台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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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灰姑娘陷阱，神父猶不能接受的是，這些華腦，在台灣試圖爭取外交關係的同時，不斷的進行意識形態檢查，不出一分力，在後頭扯後腿，還要像個家長一樣規定你應該叫什麼，不能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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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被打壓的時候，華腦人不幫忙就算了，偕同加害者一同霸凌自己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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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得到好處，又搶在台灣前頭，說應該要叫「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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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群蠹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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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將立陶宛挺台的舉動，比喻為一種戀愛關係，在神父來看，比較是一種前輩對晚輩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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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個認同是至高無上的，神父很遺憾，似乎很少人對立陶宛有更多的認識，提到他們「獨立」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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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知道立陶宛「獨立」的歷史，你會知道，這個伸出援手的人，是多麼熟悉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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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是波羅的海三小國，第一個發表獨立宣言的國家，也是第一個宣布更改國歌、國旗，最早脫離榔頭與鐮刀旗幟的國度（反觀台灣ㄎㄎ），而這個過程也是非常戲劇性的，當愛沙尼亞宣告主權以後，立陶宛並沒有跟進，為了安撫民眾，他們於是改國歌和國旗，但也因此這樣導致了兩面不是人，新的國旗讓境內俄羅斯人不滿，而沒有宣告主權，則導致了立陶宛人不滿，所以，立陶宛來個更直接的，宣布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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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立陶宛的獨立過程也發生了名實之辯，他們首先將最高蘇維埃會議改名為「最高會議」，接著，選出薩由季斯團體作為主席，然後開始宣布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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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由季斯是一個特殊的團體，說實在，你看他的倡議很容易想到台灣，他是一個提倡反核、保護環境的左派團體，也是主張恢復母語、實行轉型正義，揭發史達林時期的真相、公開德蘇密約，取得對共和國經濟權更多控制的右派團體，你可以從中可以看出與台灣的連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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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如此，立陶宛甚至是全世界最早實施女性投票權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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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獨立後，立陶宛遭到了蘇聯的報復，不只斷水、斷電，更斷石油，還實施經濟制裁，這導致立陶宛的工廠因缺乏原料和動力被迫停工，照理說，這時應該有一群華國人跳出來喊拚經濟、顧肚子，發大財，然後反台獨－但立陶宛人的意志十分堅決，更重要的是，他們有聰明的腦袋，以及極高的合作意識，他們不會為這些被境外勢力煽動的話語所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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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大搞反封鎖基金，然後從其他國家偷偷進口能源，沒有俄羅斯，還有烏克蘭，更諷刺的是，立陶宛乾脆就跟蘇聯在立陶宛的駐軍購買，蘇聯制裁了立陶宛卻彷彿在制裁自己，正如神父所說，經濟貿易絕非單方面的贈與或影響，那只適用在跪中的華國人身上，正常的經濟模型，你制裁與你經濟往來密切的國家，自身也要付出相應的代價，蘇聯對立陶宛實施經濟封鎖，結果自身依賴立陶宛的部分也斷絕，造成龐大損失，這使得制裁立陶宛的舉措變得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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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蘇聯的坦克開進了立陶宛，立陶宛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蘇聯認為，可以靠立陶宛的內奸發起兵變，還有經濟不佳，一舉推發他們獨立的政府，所以他們先叫一群在立陶宛的俄羅斯人進攻國會，沒想到，立陶宛的人們組成了人盾，全境的國民自發自發聚集，守衛最高會議大樓、廣播電台、電視塔、主要電話局，多達５萬人，現在的立陶宛人口數也不過２９２萬而已，這就如同一個台北市號召５萬人上去擋坦克，蘇聯軍對民眾開炮，有趣的是，竟有一部分蘇聯軍隊倒戈反而對蘇聯軍隊開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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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蘇聯軍有一名軍官要求部下不要出去，他說，我們是要捍衛國家安全，不是與平民作戰，蘇聯也認知到，這些駐軍在立陶宛的軍人，根本不能相信，他們與立陶宛人已經產生了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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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人開始在黑夜裡唱歌，這就是著名的「歌唱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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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中國有一名坦克人，喚起了大家對中國民主化的希望，或者，當作中國人曾經追求自由民主的證明，立陶宛有１４個坦克人，而且都被坦克輾過去－當蘇聯開著坦克，想要攻佔電視塔，在沒有網路的時代，那就是抗爭者的生命線，一群人高舉雙手，揮舞著立陶宛國旗，擋在坦克前面，然後有１４個人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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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們成功地守住電視塔，讓立陶宛的聲音傳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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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世界各國都震怒了，就連與立陶宛是世仇的波蘭也看不下去，紛紛譴責蘇聯的行為，因為他們看見了電視塔播出去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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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奇異的景象，蘇聯控制了立陶宛大街小巷，但是立陶宛獨立政府仍然持續運作，他們佔領，卻彷彿是想離開的人，因為周遭國家的人民開始聲援立陶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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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甚至還舉行了獨立公投，在坦克的環伺與蘇聯軍隊的瞪視下，９３.２４％的投票者贊成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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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先宣布獨立，然後舉行獨立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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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蘇聯發生８１９事件，被迫撤兵，有人說，俄羅斯在立陶宛做的種種舉措，是壓垮帝國，使之解體的最後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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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的海三小國的獨立史，可以說是近代獨派的教科書，那發生在什麼時候？不過１９９１年的事，那時，台灣正在搞野百合學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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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被坦克輾過的１４人，最後成為了立陶宛街道的名字，相反，台灣至今仍然一堆中正／中山／中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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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就連在學校裡師生投票命名南榕廣場，都被校方以具政治意涵／不中立，加以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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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鄭南榕是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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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立陶宛那１４人也是恐怖份子了，因為，當初蘇聯就是這麼說的，他們說，因為立陶宛人不聽勸告，跑到坦克前面，攻佔塔台，所以他們是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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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台灣的民主路上少了什麼，我會說，是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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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此時的中華民國台灣，欠缺了什麼，我會說，是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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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欠缺正義，所以才導致加害者與被害者顛倒，因為少了獨立，所以才讓一些害怕強暴的人，轉而手指著獨立自主的人是激進的，要為自己受的傷害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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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服膺強暴者，歸謬幫助者的自私－這是一種遷怒，你們為何不體諒我消失自己與他人的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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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避罰服從取向－我不是台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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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對自己說謊的人實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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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什麼，美國不支持獨立，是因為台灣獨立後會倒向中共，這樣子自欺欺人的謊言，因為不想而不願，所以扭曲，因為災難性的想像，所以把自己的害怕解釋成是勇敢而且睿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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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我們不會解釋香港，會因為反送中後而倒向中國，所以不應該反送中－應該要贊成送中條例，把香港人都送到中國去，或解釋香港存在著一群藍絲，或者支持中國，害怕破壞社會的和諧的人，就說，因為這群人存在，所以香港反送中後會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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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們解釋野百合運動，如同馬英九說的，他反對總統直選，在台灣地區選舉，要怎麼彰顯中華民國主權呢？怎麼精神上代表中華民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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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可思議吧，當年，為了維持中華民國，為了中國地區的代表性，為了這麼一個空虛的殖民者情結，我們必須被迫放棄自己的民主，「因為台灣人選的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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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這麼說嗎？廢除萬年國大，總統直選後，台灣會倒向中共！選出親共的人怎麼辦？那就不要民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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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總統以後中共戰機會來！會引起戰爭！事實上，１９９６年台海危機的確如此，為了阻止李登輝連任，中共的確要射出飛彈，但是，台灣人還是投下神聖的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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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關乎於，我們到底要為了多少「不正常」，放棄「正常」，將正常解釋成不正常，然後把不正常合理化成為一種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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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們不會把已經發生的事，正在發生的事，歸咎於都是未來發生的事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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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回歸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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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反直選的人，直選上了總統，親中親共的人，當了八年，台灣從來沒有像當時那樣靠近中國與中共的光譜－馬習會，爆發了太陽花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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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在現在的中華民國體制之下，誕生出韓國瑜這樣的親中領袖，他喊著「守護中華民國！」，擔任直轄市的市長，不僅如此，還直接總統選票上的一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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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獨立，並不會倒向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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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中華民國才會，並且不斷的，重複的發生，他們恰巧是反對台獨的一群人，由支持獨立的一方，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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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遙遠而不可知的未來來說，這個信念，這個未來，他亦守護住了現在的「維持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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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賴清德所說的，他面對陳之漢的問題「民進黨主政，為何不台獨？」回答，「現在捍衛中華民國的，不是主張統一的人，反而是主張台灣獨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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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並不可怕，未來守護著現在，而沉浸在過去的人，他們一直為現在的所有人，帶來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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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緬懷過去，恐懼未來的人，是不可能守住當下的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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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會讓你失去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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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終究必須問問自己的靈魂，想要脫離台獨的成分，是不是大過於脫離中國？如此，硬要解釋成我只是想要脫離中國，就是自欺欺人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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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也曾經凍結自己的獨立宣言，在宣布獨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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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以６９票對３５票，否定了自己發下的諾言，與莫斯科談判，蘇聯也馬上取消了經濟制裁，供應石油和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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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這時，工廠裏頭有煤礦了，家裏頭有暖氣了，他們冬天，卻異常的寒冷，鞭子後的糖果，使他們填飽了肚子，但喪失了味覺，怎麼吃，都覺得不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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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喝著火爐上烘好的暖呼呼的茶，心中的某個東西，卻徹底結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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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必須使他們融化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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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也飽嘗了「國際現實」這東西，也充分體會到了米國的「戰略模糊」，布希聲稱，蘇聯併吞波羅的海三小國，美國就沒有承認，所以也就排除了承認立陶宛獨立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他又宣稱蘇聯當局應該尊重立陶宛的獨立宣言，雙方要避免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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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這不會被解釋為米國害怕立陶宛獨立後會倒向蘇聯，所以拒絕承認獨立，因為，獨立正是因為反對蘇聯併吞而起，獨立後，又怎麼會倒向併吞自己的人呢？而蘇聯正是和美國打冷戰的人，他們和立陶宛有共同的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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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歌聲響起後，冰塊融化了，冰島，承認了立陶宛獨立，然後，米國，承認立陶宛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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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如果認為立陶宛這部教科書，付出的代價太龐大，還有別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他們都是第二本，第三本教科書，他們更加迂迴，也更加避開危險，雖然晚了點，但他們的歌唱革命，依然接續在立陶宛的後面，繼續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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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的海三小國，曾經手牽手，串起了人鏈，三個國家，２００萬人，從立陶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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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黑絲帶日」，他們為什麼而串起，為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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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納粹德國和蘇聯的秘密協約，默認波羅的海三小國是蘇聯的勢力範疇，蘇聯堅稱三小國是自願加入的，這個條約證明了三國是被非法佔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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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必再遵從蘇聯的憲法，因為波羅的海國家從來沒有在法律上屬於蘇聯，三國在二戰期間原為獨立國家，也可以合法恢復原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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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將自己的國家做成棺材，然後在納粹和蘇共的旗幟之下，象徵著自己的國家被吞併，要找回自己的主權，值得一提的是，納粹也是反共的，史達林也反法西斯，這兩個敵對的國家，他們為己群的利益犧牲三個小國的人權和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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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曾經也有二二八牽手護台灣的活動，牽起百萬人的人鏈，台灣，也曾經被號稱反共的法西斯政權給殖民統治過，如今，他們的遺緒不斷的和中共交換利益，出賣台灣人的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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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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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波羅的海的小國－立陶宛，怎麼就這麼挺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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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突然的一樣，沒有理由，有人說，一定是美國在背後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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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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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懂立陶宛，那你也會懂立陶宛怎麼會愛上台灣－那就像是東方自己的一塊分靈體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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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追求獨立自主的靈魂，被自己國家內俄羅斯人和共產黨偕同外敵侵犯的過往，那條人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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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總是走在最前面，也是最勇敢的那一個，當他開始喊台灣的時候，就跟他當初喊獨立那樣，就跟他是踏上磁磚上，組成人鏈的第一個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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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開始，事情就不會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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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將會跟隨他的腳步，一路「台灣」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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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像是吹笛人，也像是山羊座的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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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種時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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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獨立，不是你想不想的問題，願不願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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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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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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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時候的問題，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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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神父的菸　展開獨立人鏈】
https://g6m3kimo.blogspot.com/p/blog-page.html

歡迎收看范琪斐的寰宇漫遊，假新聞聽很多，但你知道厲害的假新聞是怎麼操作出來的嗎?今天的琪斐大放送我們要來談談俄羅斯的網軍。

大家好，我是范琪斐。距離美國總統大選只剩下不到兩個月，現在看選戰激不激烈，只要看假新聞就知道了，選戰越激烈，假新聞越精彩，假新聞更是滿天飛！川貴人一天到晚嘲笑對手拜登年紀大，講話講到一半就「我是誰？我在哪？」一副老年痴呆的樣子，還幫他取了個綽號叫做「瞌睡喬」，最近川普的白宮社群媒體總監史卡維諾（Dan Scavino）更直接在推特上分享了一段影片，聲稱拜登接受電視採訪的時候，竟然當眾睡著了！女主播努力叫拜登起床，但拜登只回她陣陣打呼聲，這段影片在網路上瘋傳了好幾天，結果被多家事實查核網站打臉：根本假新聞！

原始新聞其實是2011年美國歌手「哈利．貝拉方提」（Harry Belafonte），接受地方電視台KBAK訪問，被拍到在等待連線時閉目養神，結果有心人士就把「哈利」剪掉了，還找來今年4月28日，拜登和希拉蕊線上會談的畫面，故意定格在拜登眨眼睛的地方，移花接木一番，再配上不知道哪裡找來的打呼聲。這段影片還被配上中文標題喔，叫做「滑天下之大稽！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Biden)接受採訪時睡著，鼾聲震天，主持人嘗試多次叫不醒！」哇～這個人根本下標王，應該找他來幫我們下標，點閱率應該不錯。

這段影片乍看之下真的很難發現其中的破綻，我己經是專業人士尚且如此，一般觀眾真的很難察覺，更別提一一去查證，很多人就這麼照單全收，你看堂堂白宮社群媒體總監不就跟著轉發了嗎？好啦，我們就當他也是被騙的好了，蠢到這樣也可以在白宮當長官？總之像這種花時間花精力製作的「升級版」假新聞，你要說它背後沒有「幕後黑手」在操作嗎？我是不太相信啦！

不過這個例子，只是現在成千上萬的假新聞裡，比較紅的。大家還記得之前，我們報導過俄羅斯的「鹹豬手」嗎？就是美國的情報單位點名警告，俄國現在正在用各種技巧，幫助川普對付拜登。最近又有新發展。這次是臉書和推特也跳出來說，曾在2016年干預美選的俄國網軍集團「Internet Research Agency」（IRA），再度利用假帳號試圖影響選情，不過這次他們不是靠「內容農場」、用Google翻譯產出文章喔，俄羅斯直接創了一個乍看之下「很左的」新聞媒體網站，還聘請母語是英語的人來寫文章，顯示這隻「鹹豬手」更進化了，很懂得隱藏自己的身分。臉書和推特先前被外界罵說，四年前的美選期間，沒有積極對抗假新聞，甚至連他們自家員工都批評高層反應遲鈍，這次他們皮有稍微繃緊一點，聯手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揪出幾個俄羅斯IRA掌控的假新聞網站。其中一個叫做「Peace Data」，我們就來介紹這個網站到底是用什麼手法來唬弄讀者的。

Peace Data自稱是「非營利國際新聞機構」，主要宗旨是「闡釋國際議題、聚焦貪污、環保危機、濫權、武裝衝突、社會運動及人權意識」。裡面除了有英文稿子，還有以阿拉伯文寫成的文章，看起來超有國際感。他們用各種手段把自己包裝成合法新聞媒體的樣子，不過網站裡的資訊全是虛構的，網站上的6名「編輯」的大頭照也是利用AI技術合成的，全都不是真人，然後他們再打著假編輯的名號，到處招搖撞騙募集了幾十個美國人、英國人來幫網站寫作，讓讀者以為他們看的是正港美國記者寫出來的真新聞，更輕易跌入政治操弄的陷阱。

社交媒體分析公司Graphika的報告指出，這個網站共有大約500篇英語文章，當中有5%明顯針對今年的美國大選和候選人，還有部分聚焦在「佛洛伊德事件」，主要是吸引左派讀者，以民主黨社會主義者、環保主義者和不滿的民主黨人為目標，文章內容雖然不支持川貴人，但對於拜登以及他的副手賀錦麗更是砲火猛烈，例如指控兩人「屈服於右翼民粹主義」，主要目的是為了分化民主黨的支持者。俄國IRA在5月時建立了13個臉書帳號和兩個專頁，專門用來宣傳網站，外加引導網友前往Peace Data，相關帳號累計有1.4萬個追隨者。目前臉書已經把這些帳號和專頁統統刪除了，推特也關閉了5個屬於Peace Data的帳戶。Peace Data的網站一直到9月初都還持續運作中，不過可能是看到「紙包不住火」，最後自己把網站關了（9/5），所有的資料全被刪除，最後一篇文章還指控他們被主流媒體霸凌！

後來國外就有「真正的」媒體循線訪問到Peace Data先前聘請的「美國寫手」，他們說Peace Data的人會透過Twitter、LinkedIn或電子郵件跟寫手連絡，每篇稿費不一，有的開價75美元（約2250台幣），還有人領到每篇250美元超高薪（約7500台幣），天啊～我都想去寫了，我們知道很多人因為肺炎疫情丟了飯碗，這些寫手看到有錢賺，而且幾乎是「躺著賺」，當然就先答應了再說，最後網站會透過電子支付系統來支付稿費。這些寫手寫的主題包括，質疑拜登是否代表民主黨的價值觀、拜登是否值得美國左派投票給他；還有人寫美國陰謀論運動「匿名者Q」（QAnon）、COVID-19等，但最後往往會被要求把文章修改得更加符合網站需求，也就是更激進、更具引導性，你拿人手短吃人嘴軟啊，人家要你改什麼，你當然就得改什麼啊，改到最後根本就不是公正的新聞報導。

大部分的寫手在發現受騙後，都感到很驚訝、非常不真實，自己竟然無意間成為俄羅斯網軍的幫兇！但也有寫手受訪時說，當初在與「網站編輯」交涉時，發現對方「露餡」了，電郵裡面的文法怪怪的，看起來不太像美國人，後來才知道對方疑似羅馬尼亞人。不過俄國幹嘛這麼大費周章干預美國總統大選呢？因為俄羅斯總統普丁很希望川普當選，民主黨執政時期，美國一直把俄國當成頭號公敵，「通俄」就是十惡不赦，但川普上任後，讓美俄關係出現一絲轉機。

川普瘋狂主打「讓國家再次偉大」，恰巧呼應了普丁的主張，而川普也擺明了反對全球化，退出各種他認為「浪費錢」的國際組織，減弱了西方同盟的力量，川普本人也曾經大力稱讚普丁有夠man！希望兩人能成為好麻吉，讓俄羅斯見獵心喜，當然要卯起來挺川貴人啊！這次俄國網軍算是「鹹」出一個新高度，這隻鹹豬手不但有照片、有身分，還跟你講一樣的語言，而且就算殺了一條豬，恐怕還有千千萬萬條豬等著要接手。
今天琪斐大放送的關鍵字是：
#俄網軍新招
#假新聞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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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同性婚姻立法上是亞洲第一，這也引起很多鄰近國家的討論。如果看看中國的例子也很有趣。從去年底開始，中國也很罕見有官方提同性婚姻合法的議題。

根據中國最大同志交友平台「Blued」2015年發佈的白皮書顯示，中國有將近7000萬同性戀者，約佔總人口比重的5%。中國官方雖分別在1997年和2001年將同性戀非罪化和非病化，但總體仍持保守態度。但是這7000萬人如果沒有好好處理，也是會天翻地覆。

所以12月一次全國人大的記者會上，負責法制事務的官員透露，有大量民眾提議「同性婚姻合法化」應被寫入民法典。這是中國官方罕見地在正式場合觸及同性婚姻相關議題。

雖然這個議題在網路上發酵，登上了微博熱搜榜，閲讀數達到7.3億。甚至在中國媒體的民調也取得超過400萬網友選擇「支持」，佔58%，但是中國政府還是在觀望。

中國官方雖然分別在1997年和2001年將同性戀非罪化和非病化，但整體仍然是持保守態度。像在前幾年中國有一陣子流行許多BL劇。但在2015年底，隸屬於中國廣電總局的兩個官方協會發佈《電視劇內容製作通則》，將同性戀與亂倫、性變態、性侵犯、性虐待並列列入電視劇中禁止出現的內容。雖然該通則一出便引發民眾嘩然，但自此與同性戀相關的影視作品、小說常在中國互聯網上遭到屏蔽和刪除。

在2016年，也有一對湖南長沙的同志伴侶在民政局登記結婚遭拒，向法院起訴。這被視為是中國大陸第一宗同性戀維權案，但法官最終宣判兩人敗訴。2018年5月，芒果TV轉播歐洲歌唱大賽時將彩虹旗畫面用馬賽克遮擋。

雖然中國看起來同婚通過的機率非常渺茫，但其實還是有一些轉機，像是在2019年7月，南京公證處宣佈對LGBT群體開放意定監護公證，允許同性戀群體以書面形式確定自己的監護人和權利。8月，北京也宣佈為兩名同志辦理了意定監護協議公證和生前預囑公證。

台灣同婚立法是奠基在成功的婦女運動基石上，是由下而上的同志運動開始。現在中國倡議人士嘗試用解決問題的方式說幅當局，像是愛滋病的控制，「同妻」問題等等。

而且有很多國家是因為宗教而恐同或反同。中國並沒有這個包袱。我們前幾天也寫了一則新聞，說中國電子商務平台放了一個春節廣告，裡面就是一名年輕男子在春節假期將另一名男子帶到家中吃飯，家人做出不同反應，在新浪微博上引起186.5萬的閱讀量。中國媒體說這是大陸主流廠商廣告中首次出現"同志"情節。

台灣在同性婚姻的立法上，不算是完全成功，因為現在等於是用了一個特別法，也還有很多跟異性戀夫妻差別的待遇。如果中國迎頭改上，標榜人權立國的台灣也要思考下一步怎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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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非常感謝大家也非常感謝中執會今天確認通過提名本人來參與台北市長的選舉。

非常感謝。當然這一路以來我想我個人未來有機會會在不同的場合跟大家表達感謝之意，包括本黨的里長、本黨的議員，還有社會各界的好朋友，包括各位記者大哥辛苦了。

前幾天在選對會通過之前我剛好遇到了賴清德院長，說了一句話說「丞相，起風了」。那這風，它是風向、是風勢，我希望它也是一個風潮。我希望在本黨提名本人之後，我們未來在台北市能夠風起雲湧，能夠乘風破浪、能夠掀起風潮。這個風潮能夠帶領民主進步黨取得台北市長的勝利。

那這個風潮是什麼樣的風潮？我希望它未來是一個追求、或者是打造真正國家首都的一個都市運動，一個都市風潮。這個都市運動、都市風潮，必須要跟所有的市民朋友一起來打拼；也必須要和所有關心台北發展、關心首都定位以及未來整個首都發展格局的所有來自台灣各地的朋友共同來努力。我希望未來能夠跟市民朋友充分溝通，提出更有前瞻性、更有格局、更能夠把台北帶向世界級城市的這樣的一個願景，大家來共同打拼。

台北在1884年建城以來，到現在134年，它必須經歷一個真正大刀闊斧、脫胎換骨的一個都市改革運動。這個也是我在12月17號發表參選宣言的時候所提出的、接近於地殼改造的這樣的一個地殼運動；那地殼運動當然還有很多的項目未來我會一一來跟大家報告。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國家首都它也肩負著台灣價值的實現。台灣價值要怎樣具體落實在我們的市政建設或者是市政政策裡面，它未來也是我們要努力、在這個選舉裡面跟市民朋友溝通的一個目標。我曾經在辯論會上舉例，價值它會決定你的信念、信念決定你的政策選擇。我舉了最近台北市要裝16萬盞可以人臉辨識的路燈為例，如果你的價值是自由、是人權、是隱私的保障，那科技再進步、就算所有的智慧城市能夠讓你進行整個都市再怎樣的便利，其實如果妨害這樣的一個價值，我們都要有所選擇。所以路燈裝人臉辨識器這件事情，大家就可以看出你的價值所在、你的公共的抉擇所在。所有的選擇其實不勝枚舉，未來的市長他就是替這個城市把關。用真正的台灣價值、用進步的信念來替所有的市民朋友把關，在這個把關的過程裡面，一步一步進行都市改造。我想不是一個智慧城市的例子而已，我們要發展文化城市，我們對古蹟的保護，一樣的道理。當我們都市更新碰到了文化古蹟的保護的時候，怎麼樣找出一個制度，來實現我們一方面又要都市發展、一方面又要呈現台灣文化換位的都市景觀，那這種價值就是在於你的選擇、在於你的能力。

第三點，今天要特別跟大家報告的是，中執會既然提名姚文智來參與台北市首都這場選舉，我們當然會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我們會戒慎恐懼承擔起這樣一個責任。我們也會跟台北市所有基層的幹部、所有的議員共同在這個城市裡面努力。其實我過去已經走了一大半，接下來我們會走遍台北市456個里，1619.2公里，台北市的大街小巷、台北市的社區鄰里，我們要去各個地方探求所有的民意，要了解各地方的需要，我們會跟台北市議員或是議員參選人共同合作。明天我就會拜會台北市議會黨團，我了解幾乎所有的議員跟未來新提名的參選人都會支持，我們會擬定地方拜訪的計畫，我們會擬定聯合造勢的計畫，我們會在6月份展開多場的演講，這些都是一系列的，我們希望把民主進步黨在全面執政、在首都的真正的戰力跟決心，大家齊心團結把它表現出來。我相信在經過非常久一段時間關於提名的討論之後，現在終於塵埃落定，表示民主進步黨要準備團結一致、要有堅定的信念跟勇氣，就算前途有再多的困難，我們都有信心、我們都能透過團結努力來完成這個目標。姚文智戒慎恐懼，承擔起台灣首都選舉的大任，我也會樂意從命、全力以赴。這是我過去也已經做了非常多的準備，我們希望提名之後，從中央的執政、從地方的基層幹部，我們能夠團結一起，互相的支援，能夠取得這場勝利。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我對於這場的選舉有百分之百的信心。或許大家覺得目前的情況好像跟大家想得不一樣，但是我覺得開低走高，我勸大家逢低買進，未來這場選舉，有的人會跌破眼鏡，但是我會非常非常地有信心，能夠得到這場選舉的勝利。最後感謝蔡總統剛剛在中執會通過之後，她約見我對我有非常多的期許跟勉勵，特別鼓勵我說未來這個首都選戰、還有要作為首都市長的候選人，未來對這個城市的願景跟發展的格局，我們要讓所有的市民朋友耳目一新，我們要讓所有的市民朋友對未來充滿希望。她特別提起到我們過去幾次在做都市願景的3D動畫，她覺得很多人從那裏可以清楚地看到台北未來的願景；希望這樣一個對市民負責的、很清楚描繪城市的夢想跟未來的、以及參與這個都市改造的熱情，能夠透過這個選舉，讓更多的支持者與市民朋友能夠知道。所以非常謝謝蔡總統、也非常謝謝黃承國主委，我們也對未來選情以及未來怎麼樣來推動這場選舉、各部門扮演什麼樣的腳色，我們都交換了意見，我們未來會逐步進入選舉的節奏、進入戰鬥的狀態。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