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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段時期，對遙遠武漢前線的想像/理解中，討論得最離奇和偏差，甚至奇譚怪論到讓我覺得略欠人性、近乎磽薄的揣想，大概就是關於由體育館和會展中心改造而來，主要用來收治輕症級別的確診感染者的「方艙醫院」了。

至今復盤，或許大批量興建方艙醫院，讓輕症確診患者有地方可去、有一對多的基本醫療人力照護，且一旦病情惡化，能更有序地後送到正式醫院病房，大概是使武漢抗疫戰爭從醫護資源瀕臨斷線，到逐步拉回軌道、穩定住局面的轉捩點。

這一舉，扭轉了更多家庭因為起初隔離病房不足、醫院整體床位不足的狀況下，許多輕症患者自我居家隔離，但事實上很難做好居家隔離、反而造成全家多人交叉感染的悲劇繼續擴大。只可惜，這一決策來得太晚了。

用同事的話說，一些病人稱，方艙醫院是武漢在經歷十多天殘忍和混亂的自然選擇過程中，唯一讓人感受到安慰的地方。

是的，在這裡，除了醫護之外大家都染病了，都是輕症病人。不少人的家人還在重症醫院裡救治，甚至病逝。但與此同時，六七百張病床加上醫護同處一室的社區感和團結感，也成為病人們的心理支撐。

戰地醫院在壓力、情緒和生死交關、別無出路的多重壓力型塑下，竟也迸發了濃濃的社區感。康復情況較好的患者組成了志願者隊；醫護為了給病患“將一直與病人同在”的信心，挑選病況較好一起分組分隊辦起競賽；有的患者為了怕自己組建起來的患者志工隊一旦自己出院就散了，想著辦法讓自己多待幾天。有的正歷經喪親之痛的患者，不願意回到熟悉卻再也不同的家裡面對傷痛，而想一個人待在方艙醫院裡舔舐傷口。

同事們歷經四次進出方艙醫院採訪後，作出了下面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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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艙醫院裡的愛與怕

文|財新記者 蕭輝 包志明 高昱
攝影記者 丁剛（發自武漢）

　　張兵沒有想到，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住了16天，2月23日醫生通知他可以出艙了，竟然有些不舍。他對財新記者說：“原來在新聞上看到有人說捨不得離開方艙，我覺得有點假，輪到自己出院，也捨不得。”
　　毗鄰武漢市金銀潭醫院的武漢客廳，原本是座占地面積1800畝的集會展、商貿、文化、服務於一體的超大型城市綜合體，2011年動工，之後分期陸續竣工開放，曾舉辦過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中國藝術雙年展等重大文化活動。2月3日，武漢客廳與洪山體育館、武漢國際會展中心一起，被選定興建首批“方艙醫院”，專門收治輕症確診新冠肺炎病人，設計容納2000張床位的武漢客廳方艙醫院是其中最大的一個。與此同時，在中央指導組的推動下，武漢及全國各方救援力量連夜行動，緊急抽調20個省份的醫療救援隊充實方艙醫院醫護力量。
　　之後武漢推進“應收盡收”，作為新冠病人最大的收治地，方艙醫院數量和床位迅猛增加。截至2月22日，包括在建和規劃中的武漢方艙醫院已達32家，總床位數達35529張，到2月23日，已建成的16家方艙醫院累計收治患者1萬余人，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床位緊張的局面。

02.2月21日下午，武漢客廳方艙醫院，收治在此的患者下床活動。2月3日，武漢客廳與洪山體育館、武漢國際會展中心一起，被選定興建首批“方艙醫院”，專門收治輕症確診新冠肺炎病人。


　　這是我國第一次在疫情中大規模建設方艙醫院。“方艙醫院是解決收治主要矛盾的現實之策。”作為方艙醫院的主要倡議者，中國工程院副院長、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王辰表示，大容量的方艙醫院既可以讓病人得到系統的醫學管理，讓大量輕症患者通過必要的救治獲得康復，又能起到批量病患集中隔離作用，防止疫情進一步擴散。
　　另外一個還少人關注的意味在於，記者在方艙醫院觀察到，或許是一種劫難餘生的心理，又或許因為免費治療、免費食宿的公益性和“按需分配”醫療資源的平等性，千百人集體生活在同一屋頂下，曾被視為痼疾的醫患關係空前良好，身份與財富的鴻溝似乎也在同樣的病毒和口罩面前消失了。
　　“這是整個武漢失魂落魄的一個多月裡，我惟一感受到溫馨的地方。”張兵說，“就像一個夢。”
初入方艙
　　1月中旬，張兵的父親高燒，住進武漢大學中南醫院，1月23日確診為新冠肺炎，當天轉送到武漢市第七醫院，第二天也就是除夕的早上就去世了。張兵的母親、妻子和他本人在醫院陪護父親，自己確診，母親和妻子則是高度疑似，核酸檢測沒有呈陽性，但是雙肺病變嚴重。妻子的症狀最重，一度呼吸衰竭。1月底2月初正是武漢各家醫院床位最緊張的時候，作為中學教師的張兵動員了所有社會關係給妻子到處找床位，“每天打幾十個求助電話，瘋了一樣。”依然沒能求到床位。
　　每天早上，張兵拎著小板凳，陪妻子去門診打吊針，醫院裡人山人海塞滿病患，到晚上才能排隊打完吊針，拖著疲憊虛弱的身體回家。
　　張兵一度恐懼會失去妻子，幸好妻子熬到2月初，等來了“應收盡收”的政策，全國醫療資源緊急援助武漢，醫院的床位逐漸多了，張兵的妻子住進武昌醫院，病情得到控制。


　　新冠病毒在身強力壯的張兵身上沒有明顯體現，他一直“居家隔離”。2月7日傍晚，張兵接到社區電話，要他到東西湖的武漢客廳方艙醫院隔離。他匆匆吃了一片麵包，就坐上了轉運病人的大巴。張兵記得那天晚上天氣陰冷，下著瓢潑大雨，大巴車停在距離方艙醫院後門病人進口通道還有幾十米遠的地方，開不動了。
　　當天是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第一天接收病人，場面有些混亂，十幾輛轉運患者的巴士擁擠在進出口，前面的車很難掉頭出來，後面的車很難進去。警察張銀銀在大雨中往返走動，指揮清出了一條專門進車的道和專門出車的道。
　　張兵在晚上八點多抵達方艙醫院，在寒冷的登記大廳等了四個多小時，淩晨12點半，張兵終於進入艙內，他被分到A艙266號床位。病床很簡陋，一層褥子、一床被子，旁邊還有一個簡陋的床頭櫃。周邊床鋪已經住進了病人，神情淡漠地躺著，沒有人跟他打招呼。
　　張兵默默整理床鋪，一名男護士走過來問他是否吃過晚飯，給他端過來一份熱氣騰騰的飯菜。又冷又餓的張兵吃飯的時候，男護士又陪他閒聊，說自己來自福建莆田，家中的孩子才三個多月大，醫院號召大家志願支援武漢，男護士沒有多想就報名隨隊出征了。看到外地來的醫療隊，張兵覺得自己沉到冰水裡的心又熱了起來。
　　方艙醫院條件簡陋，對張兵來說，最難熬的是晚上睡覺時間，方艙內24小時不熄燈，頭頂明晃晃的大燈開著，換氣扇噪音很大，張兵感覺自己坐在飛機機翼下，嗡嗡的噪音在他耳邊不停轟炸。在方艙的第一夜，張兵失眠了。第二天晚上，他洗漱回來，發現床頭擺著一副眼罩和耳塞。又過了兩個晚上，張兵能安然入睡了。
　　對張兵來說，最大的安慰來自方艙裡的醫務人員。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聚集了從廣東、寧夏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來的三支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和從福建、甘肅、安徽等過來的醫療護理隊，武大中南醫院負責管理，數百名醫護人員細緻的護理逐漸化解了病人們的恐懼不適。醫護人員定點給病人送來早、中、晚餐和藥物，分發水果和點心——這些東西都是這些醫護人員穿著厚密的防護服，從艙外經過三重緩衝門，一點點搬進方艙。
從醫院變成社區
　　在經歷長達十天的自然選擇式混亂後，2月2日中午，武漢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發佈第10號通告，要求對新冠肺炎確診、疑似、發熱及密切接觸者“四類人員”進行集中收治和隔離，其中要求對確診的新冠肺炎患者必須實行集中收治，重症患者須送定點醫院入院治療，輕症患者無法全部進入定點醫院治療的，須徵用其他醫院或酒店作為臨時治療區集中收治。然而這些臨時治療區究竟是哪些，人們並不知曉，更重要的是，醫院床位本就無比緊缺，收治重症病人都捉襟見肘，酒店隔離點則不具備治療條件，如何安置數量更為龐大的確診輕症患者，成為當務之急。
　　一位武漢政府官員向財新記者透露，興建專門收治新冠肺炎輕症患者的方艙醫院，是2月3日上午一次會議上，由王辰提出的——整個會議為此暫停，當天下午，武漢政府官員陪著王辰考察選址，最終緊急徵用了洪山體育館、武漢客廳和武漢國際會展中心三座面積較大、空間開闊的公共場館，建設總計可容納3800張床位的方艙醫院。
　　方艙醫院是一種以醫療方艙為載體、醫療與醫技保障功能綜合集成的可快速部署的成套野外移動醫療平臺，一般由醫療功能單元、病房單元、後勤保障單元等模塊構成，其中醫療功能模塊又包括緊急救治、臨床檢驗等設施功能。由於它機動性好、展開部署快速、環境適應性強等諸多優點，從戰爭急救到突發災害、應急救援獲得了越來越廣泛的應用。
　　武大中南醫院宣傳部部長高翔對財新記者介紹，2月4日淩晨三點，設計師團隊開始設計武漢客廳改建方案，中午12點拿出方案，下午開工，2月6日改造完畢，又花了一天安排設備，即交付中南醫院管理團隊運營。2月6日財新記者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看到，來自武漢建工的施工工人還在接拉電路管線，身著環衛和城管服裝的人在佈置床鋪，一群後勤人員和保安圍成一個圈，拿著手機拍攝一名護士演示防護服的穿脫程序。
　　陳小豔是中南醫院外科的總護士長，此次擔任武漢客廳方艙醫院A區護理總負責人。她介紹，武漢客廳方艙醫院分為ABC三個艙，A艙614張床位，BC艙各400多張床位，一共有1461張床位。艙內每12個床位隔開成一個小艙，除了床位，還有治療室、採樣室、搶救室等醫療功能模塊，還設置了圖書角和公共活動區域。
　　1500張床位的醫院一天選址設計，兩天建設，一天調試，2月7日接收病人，前期難免簡陋。陳小豔告訴財新記者，她從中南醫院病區剛換到方艙醫院，幾百張床位鋪天蓋地進入眼前，她的頭有點暈，心裡咯噔一聲，“這麼多張床位，如何管理，我心中並沒有底”。
　　張銀銀負責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的秩序，他告訴財新記者，初進方艙看到600多張床位，他也覺得“震撼”。張銀銀2003年在北京當新兵第一年就遇到SARS，他被臨時抽調協助轉運SARS病人到小湯山醫院。“小湯山醫院是單間病房的，這次在武漢客廳，突然看到1萬多平方米的一個大廳擺滿了床位，還是覺得不可思議”。
　　張銀銀第一天上班時間是排在下午2點至8點，一個班六小時，每天只有一套防護服，值班期間不能吃喝上廁所。方艙醫院按照傳染病醫院的結構，分為三區兩通道，工作人員從前門通道進出，病人從後門通道進出。
　　第一天的任務是接待病人入艙，張銀銀接近淩晨才出艙。脫防護服必須嚴格按照防護要求，光用酒精洗手都有十次，全套流程走下來又大概要花30分鐘。儘管又累又餓，張銀銀讓護士們先脫防護服出艙。等待出艙時，兩名護士扶著一個護士走了過來，被扶著的護士渾身軟弱無力，幾乎要暈過去了。張銀銀打聽，才知道她連續在艙內工作了20多個小時，從6日下午就進艙安排床鋪，到7日接待病人，一刻沒有休息。


　　剛住進來的病人愁眉苦臉，幾乎每個人都會拉著醫護人員問個不停：要在方艙醫院住多久？艙裡醫療條件如何，有沒有醫生，有沒有氧氣瓶、呼吸機，都發什麼藥，病重了能不能順利轉院，什麼時候能出院。還有病人心情不好，抱怨伙食差，抱怨沒有熱水，抱怨廁所髒。陳小豔帶著護士們儘量幫助病人改善居住條件，怕冷的添棉絮、加電熱毯，醫護人員掏錢從艙外帶東西給病人吃，安撫病人情緒。
　　“硬件條件差，我們就用服務來改善。”陳小豔說。
　　有一次，陳小豔例行查房，一個病人突然很傷心哭了，說自己很痛。陳小豔立即給病人測血氧、測心率，都是正常的，病人也說不上來哪裡疼，最後說是心慌，對這個病恐懼，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治好，不知道治好後會不會有後遺症。
　　一次查房中，有個老婦人突然撕心裂肺號啕大哭——她剛得到老伴在醫院去世的消息。“這個時候說什麼話都是蒼白的。”陳小豔只能默默地陪著她。陳小豔告訴財新記者，剛開始進艙，面對傳染病人，她有點緊張，刻意保持距離，但很快就不再顧忌，會拉著病人的手，拍拍他們的背，安撫他們。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石河子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重症醫學科醫生程青虹，是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領隊——他總是驕傲地自稱是國家隊。作為重症醫學科醫生，程青虹的本行在方艙醫院使用並不多，有一次，一個正在登記入院的病人突然血氧降低，心跳也不好，程青虹給病人進行了緊急救治，隨後將病人轉入武漢客廳馬路對面的金銀潭醫院。
　　在方艙醫院，程青虹做得更多的是安撫病人的工作。一次查房中，程青虹發現一個老人坐在床邊不停搓手，口中念念有詞：我不出門玩，我不紮堆，我怎麼會得這病？程青虹打聽到老人得病把家人也傳染了，始終很自責。程青虹告訴老人，“千萬不要反復探究自己為何會得病，武漢病了，你身處的環境很容易得病，偶然因素你被感染了，那不是你的錯。”
　　陳小豔察覺，剛住進來的幾天，天氣陰冷，病人們普遍情緒低落，大多躺在床上不動。為了活躍氣氛，護士們動員病人下床走動，由護士們領著做呼吸操，新疆來的女護士們還跳了新疆舞，引來很多病人圍觀。醫護人員和病人以及病人之間的互動逐漸多起來，方艙醫院的氣氛逐漸活躍起來。
　　方艙醫院剛啟動的前幾日，護士給病人們挨個發飯、發藥，A艙30多名護士服務600多名病人，每頓飯要一個多小時才能發完。終於有一天，一名年輕的男病人走過來說：“我能幫你發飯嗎？”
　　在小夥子的帶動下，A艙成立了病人志願服務隊，協助護士送餐，工作任務大大縮小，半個小時就能送完餐。
　　張銀銀告訴財新記者，他最感動的一件事也是來自病人的幫助。艙裡的飲用水由他和四名安保人員運輸，他每天要搬30多桶桶裝純淨水，由於穿著厚厚的防護服，搬運比較費勁。有一天，他獨自在搬運純淨水，蹲下抱起桶裝水，突然覺得桶裝水變輕了，一個沒穿防護服的人幫忙扶住桶裝水的另一側，張銀銀錯愕了幾秒鐘，意識到這是個病人。“那是一個20多歲的年輕患者，他說了句‘我來’，就默默地幫著我搬運剩下的桶裝水。”張銀銀對病人說了句“謝謝”。說出口，張銀銀覺得這聲“謝謝”很特別，“以前都是病人對我說‘謝謝’，現在我對病人說‘謝謝’，很感慨，病人主動參與醫院管理服務，醫院成為了社區”。
　　2月23日，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組織醫護人員和患者舉辦“同舟共濟，大愛永存”歌唱比賽。中南醫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以及廣東醫療隊、甘肅醫療隊、福建醫療隊、安徽醫療隊一起合唱《讓世界充滿愛》，病人們也列隊合唱《歌唱祖國》，然後大家一起高喊“武漢加油”。程青虹告訴財新記者，病人們準備得很認真，精神飽滿列隊表演，看得他一度熱淚盈眶。
　　這些艙內的娛樂活動曾受到艙外人員質疑，認為唱歌跳舞會增加病毒傳播，加重患者病情。程青虹說，舉辦活動前，充分考慮了病人的身體狀況，謹慎選擇了身體恢復比較好的病人，對活動時長、唱歌時人與人的距離也做了要求。“我們想通過這個活動，給病人傳達一種信念，病人不好，我們醫護人員不會走。讓病人安心地對抗疾病。”
在方艙醫院“復活”
　　那個首先提出來幫護士發飯的病人叫楊信，28歲，是一家保險公司的推銷員，這是他第一次做志願者。
　　1月26日，楊信突然發燒，拉肚子，一連幾天高燒38度多。他在新聞上看到，病人一床難求，害怕交叉感染，就在家裡隔離昏睡。2月4日，楊信覺得實在熬不住了，自己開了一輛電瓶車到東西湖區人民醫院看病，CT顯示雙肺感染，醫生告訴他基本判斷是新冠肺炎。楊信的手發抖，想到了之前做生意欠下的70多萬元小額貸款，想到了在新聞上看到的有人跳橋跳樓，在回去的路上，他一度想到了自殺，只是再想到出生才三個多月的女兒，他選擇給社區打了一個電話“自首”。
　　當天晚上10點，楊信住進了社區安排的隔離酒店。他仍然在發燒，等了一晚上沒有醫生來，他心裡很害怕，哭了一晚。2月5日早上燒退了，他又收到保險公司的文件，一旦確診可以理賠19萬元。被每個月3萬多元小額信貸還款壓得有點喘不過氣來的楊信，這次反而希望自己能確診，拿到這筆賠償。
　　在隔離酒店，楊信身體逐漸好轉，2月9日核酸檢測，2月10日出了結果——陽性。“陽性是我期待的結果，確診了能拿19萬元，這是我賭命換來的，小百姓生活不容易。”
　　2月11日，楊信領到了保險公司理賠的19萬元，也進了方艙醫院。身體狀態不錯，心情也還可以，從來不讀書的他主動到閱覽區選了一本托爾斯泰的小說《復活》。“就是看著這個書名挑的，我希望我會在方艙醫院復活。我跟我的同事打趣，‘富人靠離異，窮人靠變異’。我開玩笑說，我變異產生抗體，拿我去做實驗，掙他100萬元”。
　　讓楊信感到自己確實在復活的，還有他在方艙做志願者的經歷。進方艙的頭兩天，楊信覺得有點新奇，在方艙到處走走看看，拍照片發微信朋友圈。他拍護士們長時間穿著隔離衣，眼罩上起了一層厚厚的水霧；他拍護士們做的“愛心樹”、溫馨的彩繪圖和“武漢加油”字眼；他拍新疆護士領跳的新疆舞，他拍一個高三的小妹妹在複習功課。


　　2月14日早上，楊信收到單位工會主席的短信，工會給每個確診的員工發1萬元慰問金，用微信轉發。看到1萬元的那瞬間，楊信突然手顫抖了，沒有點擊接收按鈕。“我一下子被感動到了，之前保險理賠給我的19萬元解了我的生活之困，我得到社會的幫助已經很多，這1萬元不是我應得的。”楊信最終決定捐出這1萬元，他首先想到的是買方便面給病友吃，通過外面的朋友買了178箱方便面，送到方艙醫院。
　　2月14日，西方的情人節，護士們給艙內的夫妻病患贈送了玫瑰花。楊信想到了家中的妻子和三個月的女兒，他突然悟出來，情人節是“有情人”的節日。他想給遠道而來的護士們做點什麼。中午，護士們到病床旁發午餐，楊信一衝動，搶過了護士的飯盒，說：“放心，我不是搶飯的，你們太辛苦了，我能幫你們發飯嗎？”護士很開心地歡迎他加入發飯的隊伍。
　　2月15日早上六點，楊信起床了，在家隔離的那段時間他每天昏睡到中午，現在有了早上發早餐的任務，也就有了起床的動力。他七點就跑到護士站幫著取早餐，七點半分發早餐。一個人的力量有限，楊信又想了個辦法，拿著一張紙寫上“願意和我一起發飯嗎？”然後挨個床位遊說。中午，讀高中的楊陽和中學老師張兵加入了進來；到晚上，發飯的志願者隊伍就有十多人了。
　　楊信的領導能力被激發出來了，第二天他又跟醫護人員商量，成立了方艙醫院A艙志願服務隊，楊信任隊長，隊員們分工幫著發放飯、發點心、搬運桶裝水、打掃艙內衛生。
　　志願者還成立了一個監督清理廁所的小分隊，楊信捐出自己的一個盆子，在廁所外守著，他會用自己特有的幽默方式叮囑上廁所的人：“我們都是神槍手，拉便對著小洞口，大號以後沖盆水。”有志願者監督，病人也不好意思亂拉亂撒，上完廁所後主動沖水，廁所髒亂的問題得到改善。
　　楊信贏得了醫護人員的尊重，每天都有護士從艙外給他帶吃的東西，一包糖、一盒餅乾、一個蘋果，楊信把吃的分給志願隊的夥伴們，又會從病友那裡得到更多吃的東西。在楊信看來，方艙的生活不像是在醫院，也不像是在監獄，反而讓他想到了中學時的夏令營，大家集體勞動，互相分東西吃，充實而溫馨。
　　方艙醫院的生活設施和服務也在不斷完善：有了WiFi，以及各地捐助的食品、飲料、書籍、生活用品、影音設備。
　　相比其他醫院，方艙醫院不需要佔用過多醫護人員，也不需要太多高端搶救設備。2月16日，國家發改委宣佈安排中央預算內投資2.3億元，支持武漢方艙醫院完善設施、增添必要的醫療設備。據介紹，每個方艙醫院都要求CT設備全覆蓋，增加供氧設備和心電監測儀等。
　　在很多方艙醫院裡的病人看來，住院的日子固然難挨，但相比1月底2月初那十幾天在醫院和家之間無望奔波的經歷，方艙醫院像一處平靜的避風港。這裡所有人都是同一種疾病，住著一樣的床位，吃著一樣的飯菜，醫療服務平等對待——即使有區別也是根據病情輕重，身份、財富、階層，在這裡都暫時不存在了。
最後的庇護所
　　不過，方艙醫院畢竟是醫院，這裡有繞不過的悲傷。
　　張桂青是石河子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心理科主任，2月5日隨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出征援助武漢，她和另兩名心理醫生承擔武漢客廳方艙A艙的心理輔導工作。
　　一天結束值班後剛回到賓館，張桂青又被緊急呼叫回艙內，另一位60多歲的女性，今天得到消息，老伴在醫院去世了。病人木然坐在床頭，不吃不喝不說話。張桂青走到病人的面前，輕輕地拍她的背，和她說話，病人眼眶裡含著淚，沒有任何回應。張桂青默默站在她床前良久，病人的手機響起，連續打了三次，病人沒有反應。
　　張桂青問她，電話是誰打來的。病人呆呆地說：“兒子打過來的。”張桂青勸她，“一定要接電話，要讓家人放心。活人生活要繼續下去。”病人在張桂青的勸說下接了電話，號啕大哭。
　　“我這幾天遇到五六起這樣的事，都是女性病人收到丈夫的死訊崩潰了。”張桂青對財新記者說，“病人在受到極度刺激時，壓抑自己的痛苦，對身體更不利，哭出來是一種釋放。”
　　中年男人也會有崩潰的時候。2月19日，鄧淼在方艙醫院度過了40歲的生日，沒有蛋糕、沒有祝福，妻子在身邊陪著他默默流淚。他們一家四口都確診了，五天前，鄧淼的父親在火神山醫院去世，他覺得世界塌陷了。
　　鄧淼和父親住了40年，從來沒有分離過。父親每天早上會給他熬小米粥喝，會幫他把衣服洗乾淨疊好放在床頭，偶爾父子倆也會拌個嘴，但第二天就和好了。鄧淼以淚洗面，經常在午夜半夢半醒間看到父親的身影，都是這些日常的場景。
　　鄧淼蜷縮在病床上，不想面對任何人，任何事。住在他對床的楊信會時不時給他塞一個橘子或者蘋果，醫護人員也對他特別照顧，在分配飯菜、點心時會多給他一些。鄧淼吃不下，醫護人員會勸他多吃。鄧淼告訴記者，在整個疫情期間，他感受到的溫暖就來自方艙醫院的醫護人員和病友們。
　　按照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醫療救治組制定的《方艙醫院管理規則》，方艙醫院原則上收治已確診且未在定點醫院隔離治療的輕症患者，要求有生活自理能力，年齡在18-65周歲之間，無呼吸系統、心腦血管系統等基礎性疾病及精神疾病。患者住院治療過程中，以口服藥物為主，必要時可輸液、吸氧。根據治療過程中的病情演進情況，轉為重症的將送往定點醫院接受救治，治癒的可就地檢測，符合出院標準即可出院。
　　楊信告訴財新記者，他不想出院，為此還故意逃掉了一次核酸檢測。據醫生程青虹介紹，病人連續兩次核酸檢測為陰性，肺部吸收好，經過方艙醫院醫療隊專家組綜合評估達到出院條件，就能出院。楊信知道自己身體狀態恢復不錯，第一次核酸檢測為陰性，他故意漏掉了第二次核酸檢測，“我還想在方艙醫院多待一段時間，我擔心我出去了，志願隊就散了”。


　　護士專門來做楊信的思想工作，“你首先還是個病人，方艙醫院以治病救人為主，你出去了，可以騰出一個位置給新的病人”。志願隊的小夥伴們也向他保證，新的志願者會補充上來，志願活動會持續到方艙醫院結束的那一天。
　　2月26日，楊信出院了，相熟的醫護人員和志願隊的夥伴都來送他。“在方艙醫院我經歷兩次復活，一次是身體上的康復，一次是精神上的康復。”出院後住在隔離點的楊信每天最大的樂趣是在方艙醫院志願者群裡聊天，小夥伴們會拍照給他分享方艙的生活，“第一次留戀一個醫院，就是家的感覺”。
　　鄧淼也不想回家，家中有父親的點點滴滴印記；他不想回到社會，不想面對親友和同事的關心。他就想在方艙安安靜靜待著，獨自吞咽失去父親的痛苦。
　　同一個小艙的病友張兵、楊信等陸續出院了，方艙的床位逐漸空出來，又有新的病人住進來。陳小豔告訴財新記者，現在武漢客廳方艙醫院A艙每天平均有二三十名病人達到出院標準出院了，更多病人的CT影像顯示明顯好轉，出院在望。
　　“終有一天所有病人會治癒出院，方艙醫院會結束它的使命。我們不會忘記，全國醫護人員共同營造的方艙醫院，曾經給病人們一個港灣。”但張桂青也告訴財新記者，新冠疫情帶給武漢人的災難記憶會是極為深刻的，即使治癒了病人的身體，災後對病人及家屬的心理支持也必須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安裕周記 2007年6月3日】 又為斯民哭健兒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魯迅〈悼楊銓〉】

一九八七年春，我在北加州三藩巿，隨著一九八六年過去，留學生的話題開始聚焦於中國來客的片言隻語，共同關注點是安徽學潮的發展走向。當時方勵之仍在中國科技大學物理系，他的一個姓黃的學生在柏克萊加大唸博士。這人二十歲不到，出身科技大學少年班，那時的通俗叫法是「神童」，在華裔學生裏很是矚目。

北加州的春天最惹人討厭，日間艷陽高照時有攝氏十七八度，入夜後寒流料峭濕度奇高，去柏克萊的一○一公路上，大團大團的濃霧滾滾而來，視野等於零，汽車寸步難行。有天晚上，學校那邊傳來消息，說胡耀邦已經下台，我趕忙開車過去看個究竟，情急之下，三次走錯路，幾經辛苦才開上一○一，回到柏克萊的時候，有人手上揚著一份台灣《聯合報》系辦的《世界日報》。我對《世界》素無好感，認定它是徹頭徹尾的國民黨喉舌。

那時的通訊和今天的完全兩樣，沒有互聯網，長途電話費用極昂貴，幸好那是中國留美學生絡繹於途的日子，天天都有人從大洋彼岸過來，三藩巿位處美西，是同學登陸花旗國的灘頭。幾個初到敝境的留學生，嘴上的汗毛稀稀疏疏的，滿頭大汗用四川腔普通話告訴人們大陸上的傳聞。我拿著《世界日報》問他，方勵之撤職胡耀邦下台到底是什麼回事，同學說，「敢情是真的」。

過了幾天，終於證實胡耀邦下台，留學生裏一陣騷動。有年長的學生談到他們聽過有關胡耀邦的傳聞——在撥亂反正的年代裏他做過什麼好事，他對毛澤東的批判和自我反省，等等。

那年頭，大陸留學生到美國多數是勤工儉學，有一位上海交通大學學生，伊利諾州大學錄取他唸碩士，不知從哪裏找到我的電話，一個人提著皮箱來到我家門前，說只住七天就走。我讓他留下，第二天上午，他大清早丟下一張字條「我去找工作」就出了門。那天晚上，小戴沒有回來，第二天晚上，他在傾盆大雨中渾身濕透按響門鈴，說在史丹福大學附近一家餐館找到一份bus boy工作。這次是把行李帶過去，順便借打字機向伊大申請延期入學。

那天夜裏，小戴沒睡，和我坐在廚房灶旁談到天明。交大畢業後分配到國營機關，他不想這輩子都當公務員，於是投考美國大學。美國人對唸理論物理的中國學生有著莫名其妙的好感，認定他們不是楊振寧二世就是李政道第二，只要申請就立即批准，還offer他獎學金。小戴家裏東拼西湊了一百美元給他搭機來美，他說只圖留在美國，沒有綠卡也沒關係。起初小戴對我還有點戒心，兩個人談到半夜，講到大陸上的政策，小伙子咬牙切齒說「這國家沒有把老百姓當人」，不得已留下兩老在上海，學音樂的女友稍後來美與他會合。

過了幾個月，我從北加州轉到紐約，那是一九八七年四月。

日復一日，兩年很快過，一九八九年暮春，我放下所有工作，精神都放在電視的體育節目上，尤其是NBA。那年的決賽是洛杉磯湖人對抗底特律活塞，湖人一身奢華金色球衣，球風流水行雲，大前鋒James Worthy速度特高，入球如拾草芥；活塞講究陣地戰及殺傷力，是用肌肉而不是速度打球，控球後衛Isiah Thomas入球如探囊取物。軟與硬，攻與守，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充滿火藥味。

同一時間，胡耀邦病重的消息很快在留學生裏傳開，我隱約覺得，這可能比兩年前春天那回更沉重。稍後，病逝的消息得到證實，大陸留學生臉色低沉，一次，我到聯合國總部找花俊雄，看見認識的一位大陸記者，我的話題很自然轉到胡耀邦去世，他皺著眉頭輕輕搖了搖頭，不發一言。這段期間還發生了一件事，美國總統布殊訪華，美方設宴回禮，本來邀請了方勵之，但他在去使館的路上被公安人員阻止，去不了。這種不顧外交禮義的做法很有蘇聯極權之風，一個星期後，《時代》周刊的封面是方勵之的一張大頭照片，白色大字標題是「The man who didn't come to the dinner」。

三月底的美東漸由酷寒轉為溫暖，我到華盛頓探友人，談起來，原來北京開始有學生集會；我不以為意，因為華府那些大陸留學生沒有動靜。詎料回紐約一個月不到，北京的學生運動忽然變得鋪天蓋地，紐約留學生類似的活動不多，但就聽說華府大使館外的示威一天復一天的愈來愈熱。

半夜，我趕到賓夕法尼亞車站搭火車去華盛頓，甫下車就去了杜邦圓環旁的大使館。中國駐美大使館是一座五六層高建築物，泥黃色的磚頭外牆，是典型的brown stone房子。我剛到時，一批留學生被警察限制在使館對面的樹蔭下，由於是使館區，警方很緊張，不許同學隨便走到大使館那邊，有的同學拿著大大的白紙板，上面寫著Honk for Democracy（為民主響號）。美國人倒也有意思，每輛車子經過使館外都長時間按響喇叭。

示威者裏有大陸留學生也有香港留學生。我和一個皮膚黝黑戴著墨鏡的大陸留學生聊起來，他是北京大學畢業生，公費到杜克大學法學院。杜克是名牌天主教大學，尼克遜就是杜克法學院舊生。談了幾分鐘，他就說得坦白﹕想留在美國。我不懂如何應對，說到底是公帑派出來，留在美國不回去，覺得很難說得過去，尤其是那是剛開放改革的年頭，國庫不像今天那樣有大筆外匯。

回到杜邦圓環，馬里蘭大學的香港博士生何芝君剛去了使館那邊回來。我記得和她一同過去的還有另一位香港留學生，名字已經忘了。

五月，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學生成千上萬，局勢緊張，我們身在海外，沒有辦法直接了解情，只聽說今天軍方派出直升機散發傳單，過兩天又說軍隊都拉到石家莊，準備進京。我們很著急，四出找和北京有交情的學者，請他們向北京說項，找楊振寧找李政道，誰都得找，我負責找的是楊振寧，教授微弱的聲在電話那邊說，「最好不要有人受傷」。那幾天，人人忙得要死，我手上有一大疊電話號碼，手裏揣著大堆電話號碼，房東那部電話幾乎被我私有化了。

當時，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在華盛頓訪問，從憲法上來說，全國人大是權力最高機關，有權免除總理李鵬的職務，於是有人提出找萬里陳情。我從紐約再到華盛頓，那天是萬里訪美最後一日，按照訪問日程，萬里當天上午要到白宮會晤副總統奎爾。大伙去到白宮，那邊說會面取消了，人們又趕回萬里下榻的麥迪遜旅館。路上，學生還說這下可好了，攔下萬里，好歹也可表達意願。當人們如風似火的到達時，萬里一行已經離開，正在前往杜勒斯國際機場的路上。

過了幾天，有朋友打電話來，要我到甘迺迪機場接一個香港來的女孩K，說她要去哥倫比亞大學讀美術。我依時去接機，原來是香港一個傳統望族的女孩，人還未到，家裏就在西十四街買了一個七百呎的apartment給她。我是第一次見到附設暖水泳池的公寓。K很斯文有禮貎，我帶她到西一百一十六街的哥大本部註冊。幾天之後，紐約華人留學生冒雨大示威，我把K交給一個朋友，兩人淋得渾身濕透，K從此投義無反顧全身投入學運，陪她示威的那一位，一場學運改變了一生，差半年快到手的博士學位在八九年五月從此離她而去。

五月的紐約很少下雨，可一旦下雨就涼意襲人，但那時候所有人都熱昏了頭，紐約幾家受北京支持的傳媒機構彷彿一下子都沒有了束縛，全站在學生那邊，尤其是老牌的《美洲華僑日報》，整份報紙立場翻天覆地，比其他像是《中報》等傳媒更支持學生。《華僑》內部有人說，這一刻像極十幾年前的保釣運動，所有人不分左右都在同一條戰線。

局勢愈是吃緊，人們就愈想知道更多，有人說，香港舉行百萬人大集會，我們無法看到實。紐約有一家華語有線電視台與香港無線電視有合約，可以錄播前幾天的新聞節目，我們摸黑走進那幢古舊大樓的二樓，把幾天前的新聞片放在十二吋畫面的剪片機上播放，熒幕上大雨如注，皇后像廣場上萬頭攢動卻巋然不動。我到今天還記得，是尹錦輝說「今天有一百萬人上街」。看完新聞片，幾個人到《中報》對面的碧瑤餐廳喝咖啡，黃、劉都難過得低下頭來。

五月下半，美國的主流傳媒都把發條扭緊，調動所有採訪隊到北京，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王牌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就在天安門廣場站著主持夜間新聞，一個小時之後，另一個新聞節目《48小時》索性把整個鐘頭的節目聚焦在廣場上的一切。當時美國駐華大使是洛德（Winston Lord），他是一九七一年基辛格秘密訪華時的隨員，妻子是華裔作家包柏漪，那時她在北京義務替CBS當翻譯。過不了幾天，公安部門忽然下令美國電視台停止直播，有線新聞網絡（CNN）把公安人員來到辦公室下令停播的過程，完整無遺的全段播放，沒有加插說明。這時已是山雨欲來。

五月底的紐約華人都像瘋了一樣，見人就問，「北京怎麼樣？」唐人街裏，不管台山人台北人都在問同一個問題，手上有工作的全都放下，每天中午，華埠堅尼路上的小報攤外站滿等報紙的僑胞。我的中學同學老陳是研究地球物理，博士課程還未唸完，美國國務院就向他發出居留權，因為他的研究對掌握蘇聯核武很有幫助。他來找我，說很想回香港看看，我說不如再等一下，因為他的太太懷了孩子，預產期在七月左右，頭一胎要特別小心。

幾乎所有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都被請到電視上訪問，普遍的看法就是北京當局要讓步，否則情可能急轉直下；也有人很樂觀，說很可能大團圓結局。有幾位頗有地位的學者表態支持學生，包括谷梅（Merle Goodman）、林培瑞（Perry Link），林培瑞在洛杉磯加大教書，還未轉到普林斯頓。他的普通話好得沒話說，七一年中國乒乓球隊訪問美國，他是美方的義務翻譯。

六月，人緊張得根本沒法入睡，只要電話一響，就飛奔出去接。這時消息四起，有人說會談判講和，有人說兩邊已接上了火。總之全是沒法子證實的消息，一腦袋都是甲乙丙丁的講話。紐約比北京慢十二個小時，紐約的晚上是北京的上午，打去北京的長途電話全佔線，打不通，留學生急如熱蝸上的螞蟻。

紐約時間六月三日星期六，睡到中午時電話鈴聲大作，同學告訴我北京開始鎮壓。我馬上打開電視，CNN的Mike Chinnoy吵啞的聲音傳到紐約，畫面是暗紅跡近黑色的顏色，背景夾雜著叱喝聲音。天安門紅色的城牆在暗夜裏變成一團墨黑，還有結結實實的噠噠槍聲。電話再響，說哥倫比亞大學校園有學生集會，我用百米跑的速度出門，趕上北行的一號地鐵快車，幾分鐘內就到一百一十六街車站。

哥大圖書館前聚集了一群人，還有紐約的地方電視台採訪，帶頭的是譚亦明，南京師範大學畢業生，正跟隨夏志清讀博士。還有老陳和K，幾個女同學哭得雙眼通紅。大家一直喊口號，從支持學運到打倒鄧李楊都有，一直喊到下午五時多，我和老陳回到研究生宿舍，老陳的太太挺著大肚子弄了幾碗麵，可是沒有人吃得下。

六月四日，布殊宣布對中國制裁，立即中止軍事交流，申請政治庇護的中國留學生大增。加拿大決定向所有中國留學生發出居留權。紐約巿長Ed Koch宣布中國總領事館前的那塊地方改名天安門廣場。一身黑衣的陳沖雙眼通紅接受NBC的Bryant Gumble訪問時說，「can't be worse than that」。《紐約時報》的標題是通欄十七吋的兩行大字。同一天，年僅十七歲的美籍華人張德培，烈日下在法國網球公開賽與瑞典名將艾堡鏖戰五盤，大腿多次抽筋，靠著無比鬥志贏得了冠軍，他賽後說：「我想我的勝利與中國六四事件有關，上帝有意要藉此慰解心靈受創的人們。」

一個月後，老陳的太太順利產下了一個可愛的女孩，名字叫陳丹，我猜這一定來自王丹。老陳最終沒有留在美國，拿了博士學位後一個月回了香港。譚亦明本來最有條件留下，但最終去了台灣。K 在屠城後整個人崩潰，沒有上學，一個人呆在家裏不吃不喝，瘦得不似人形，她那醫生哥哥接她到波士頓，轉去麻省理工學院，如今在香港當經濟分析師。香港留學生裏六四之後留在美國不多，但他們之中有一個共同現象﹕很多人改讀法律，一個最普遍的解釋是中國太需要法治。一個月前和我在碧瑤餐廳裏大數中共不是的黃，本來唸政治碩士，轉入耶魯法學院，劉則鐵了心要把醫學博士讀完，要回中國治病救人。

我沒有寫日記的習慣，然而十八年前春夏之交的日日夜夜都烙在腦海裏直至今天﹕六月三日下午在哥大的集會，譚亦明穿的是灰色卡其長褲，我穿的是白色帶黑邊的Reebok籃球鞋，那天黃昏老陳在飯桌上不發一言眼淚滾滾而下，K一身深藍衣哭倒校園，歷歷在目。那天夜裏，北京城裏像割菜般倒下的年輕人，都是我們的骨肉兄弟，像魯迅〈悼楊銓〉所說那樣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女。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